1 民国时期社会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

20世纪初，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在中国产生并得到较快的发展。新型图书馆的发展需要培养专门的人才，因此，以图书馆业务技能培训为目的的讲习班、短期培训在一些学校开办。1920年，美国来华学者韦棣华与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沈祖荣、胡庆生等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规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Boone Library School)，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正式起步。1929年以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获准改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为“文华图专”)。抗日战争期间，文华图专1938年西迁重庆，1947年迁回武昌，1949年后由人民政府接管。除了文华图专之外，当时国内还有一些高校先后开办图书馆学专业或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如金陵大学开设了图书馆学课程，后来又创办了图书馆学系，上海的国民大学创设了图书馆学系，四川璧山创办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学系，等等。这些办学机构大多办办停停。194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附设图书馆学专修科。

以文华图专为代表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虽然以“私立”为主，但也可以看出它与社会存在着紧密联系。

1.1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与新文化运动几乎是同步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首先是在教育制度上。新文化运动“积极宣扬西方文明和科学技术，并以此为参照，改革中国旧有的社会、政治、文化体制”，作为新式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教育，理所当然受到关注，“近今教育趋势，多利赖于图书馆，而民族文化，亦即于是规之……非力谋图书馆教育之发展，不可与列邦争数千年文化之威权”。因此，韦棣华、沈祖荣创办文华图专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在中国创建了一种与西方接轨的现代图书馆学教育制度。即使在具体的学制上，文华图专也是仿照杜威创建的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的模式，从大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中招生，学制两年，本科毕业除授予学士学位外，另发给图书馆学专科证书。194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立图书馆学专修科，也是从本校文学院各系毕业或肄业生中招生，学制两年。其次在教育理念上，新文化运动积极传播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思想，成为以批判旧式藏书楼、传播西方图书馆理念为核心的“新图书馆运动”的精神资源。作为新图书馆运动的主将，沈祖荣等兴办的图书馆学教育正是秉持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开放、平等的平民教育理念。再次，在教学内容与教育方法上，新文化运动力倡引进西方文明，增进中西文化交流，更是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早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如在课程设置方面，文华图专早期就是仿照美国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体系，1928年以后，文华图专、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开始逐步建立了中西结合的课程体系。在教学方式上，文华图专特别注意实际操作训练，显然也是受到杜威实用主义图书馆学的影响。在培养学生的素质方面，通过“群育讨论会”的形式，邀请各学科著名学者、教授为学生开办讲座，扩大学生知识面，所体现的也是西方现代教育的理念。

1.2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得到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首先是在办学经费上的支持。以文华图专为例，其办学资金就来自社会各方。在其初创时期，办学资金主要来源于韦棣华在国外募集的资金和美国圣公会的资助。在韦棣华努力争取下获得的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补助款，通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拨付给文华图专，成为其独立办学的重要支持。1935年以后国民政府的拨款，成为文华图专此后发展较为持续和稳定的资金来源。其他社会机构和个人的捐助也对文华图专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次，中华图书馆协会积极促进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1933年)上，杜定友等学者就提出议案，“请协会建议行政院，及教育部指拨棉麦借款一部，于首都设立中央图书馆专门学校”。这次年会通过的关于图书馆学教育的议案还有:“请本会建议行政院及教育部拨款，在北平设立国立图书专科学校”“请各省教育厅每年考选学生二名，分送国内图书馆学校肄业，其学宿膳费由省教育费中支拨”“各省省立图书馆每年选出学生二名，分送国立图书馆学校，以资训练”等。1936年举行的第三次年会关于图书馆学教育的议案有“呈请教育部明令中等以上学校增设图书馆课程”“请各省教育当局办理图书馆学暑期讲习会，训练图书馆服务人员”，等等。总之，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历次年会上，都有图书馆学教育的议题，对图书馆学系科的设置、课程拟定、条件保障等方面，均有涉及，足见其对图书馆学教育的支持。

1.3 民国时期的社会环境对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制约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然而民国时期战乱频仍，政局动荡，民生凋敝，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首先是战争带来的灾难，文华图专、金陵大学先后于1938年和1940年西迁重庆、成都，办学之艰难，可想而知。其次是经费的紧缺。经济滞缓，国库空虚，政府为了“维持其庞大的军政开支，一再压缩文化教育经费，用于图书馆事业的经费更少得可怜”fel。文华图专因为经费来源较多，尚能维持下去，其他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办办停停，难以为继，经费困难显然是重要原因。第三是政府对图书馆学教育重视不够。如前所述，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连续四年提出议案，请政府和教育部添设图书馆专科学校或在大学中增设图书馆学课程，但政府并未采纳。第四是社会对图书馆学教育缺乏认识，导致图书馆学系科生源不足，师资短缺。

2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的贡献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办学环境艰难，但仍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献身图书馆事业的优秀人才。文华图专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主力军。文华图专存在的33年(1920-1953)中，培养了图书馆学、档案学本科、专科毕业生354人，讲习班、职训班学员289人。他们中有很多人成为中国图书馆界的中坚力量和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据1930年统计，该校毕业生中，有33人在图书馆任职，其中任馆长的有29人，占总数的90%"。1949年后，文华图专的很多毕业生又成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骨干力量。如汪长炳担任南京图书馆馆长，钱亚新任该馆副馆长，李芳馥任上海图书馆馆长，黄元福任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毛坤任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宪章任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顾家杰任中科院图书馆副馆长，等等。此外，还有一大批文华学人在国外图书馆界贡献卓著，如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裘开明、冯汉骥、邓衍林，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严文郁、汪长炳，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李芳馥、房兆楹，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的桂质柏，等等。据统计，为美国东亚图书馆作出贡献的文华学子不少于总数的1/10} 127其中，杰出代表如文华首届毕业生裘开明，毕业后服务于厦门大学，后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长达40年，他所编写的《汉和图书分类法》，被当时亚洲、美洲、大洋洲、欧洲的20多所东亚图书馆采用。

毋庸讳言，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受社会环境的不利影响太多，发展始终受到制约，规模不大，因而对社会的影响有限，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没有能够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