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可能是易先生说历史的一个大问题。比如，传统中国重视伦理道德和教化的作用，易先生对其目的和效果不以为然。比如在谈到帝国推广“礼教”时，易先生如此写道:“除组织这种常规性的学习外，帝国的另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树立典型。孔子是理所当然的‘大成至圣先师’，是所有读书人的楷模。读书人见到孔子的牌位必须下跪，提到孔子的名讳必须起立，平时的言行如果能有三条和孔子一样，就可以认定是好学生。后来一个流氓便据此自封君子，因为他刚好做到了三条: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唯酒无量。”    

易先生使用这样的极端案例，不外乎想证明一点，当时的树立、学习典型活动不乏虚伪的人和事。但除非易先生不懂普遍与特殊的简单关系，那就是“批判”之火太盛，或者太想语惊四座，掩盖不住的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轻狂。笔者见识浅陋，但也读到过一些世界级的学术与思想大师谈到孔子时由衷呈现的敬意。所以怎么也不理解直到21世纪的今天，早已过了为了激进的政治需求矫枉过正地面对自己历史的年代，那些身为炎黄子孙的人为何还要刻意藐视我们历史上那些世界公认的圣贤?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可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从现代人看来，似乎一切无可有定论。有人可以轻易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烦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责怪。”    

易先生对“罢黯百家、独尊儒术”及其提出者、采纳者十分蔑视。他说:“自从进人帝国时代，我们民族就开始没有思想，也开始不会思想。董仲舒不是思想家，王充则只能算是‘有想法的人’……此后二千多年，凤毛麟角的几个所谓‘思想家’，没有一个能达到先秦诸子的量级，也没有一个能接近先秦诸子的水平，更没有一个能超越先秦诸子的框架。王夫之是学问大于思想，李卓吾是情绪大于思想，王明明是姿态大于思想，朱晦庵是解说大于思想，余则桔康崇自然，王弼尚清谈，阮籍善饮酒，葛洪会炼丹，亦不过有些‘异类’而已。”    

这段话问题太多。首先从宏观上讲，它暗含一个这样的价值判断:在工业文明以前，人类的思想发展应该始终像“轴心时代”一样的价值高于此后人类社会的其它任何价值。检索世界历史，前者没有先例，后者违背常识。所以这样的价值判断并无价值。第二，易先生的思想家标准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董仲舒的评价显示他没有用心读过《春秋繁露》《史记》《汉书》的记载，对今人研究成果了解更少。说董仲舒是“巫师、政客”，属于信口开河，因为董仲舒做官时间短，而且是主动辞官回到民间的。他的人品、学问、思想，有史上众多先贤推崇为据。第三，他说魏晋几位名人“不过有些‘异类’而已”，但又说:“然而，这个中国历史上国家最分裂、局势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却又是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成了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的丰收期。”完全是自相矛盾。    

易先生甚至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秀传统价值观也语出惊人:“帝国对其责任的规避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它宣布自己承担不该承担之责任;另一方面又将自己应负之责交给无力负责之人，这就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精神，民间提倡则可，官方提倡则非;民众说说则可，帝国大讲则非。因为这样一来，就把责任的主体搞颠倒了。其实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天下兴亡，政府有责’，或者‘天下兴亡，天子有责’。    

在这里易先生始终没有提到对古人影响很大的天人感应学说，按此学说，自然灾害频发，皇帝就是需要承担治理淆乱导致的上天震怒(其表现形式就是灾异频发)的责任。易氏大概认为古人像今人一样都拥有足够多的朴}技知识，都是无神论者。这些话，够有易氏语言张力，但起码有如下问题:    

第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源自顾炎武的一段论述，背景是清军人关。原句是:“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以八字成文的语型，出自梁启超。它体现的主要不是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士精神，而是全体炎黄子孙自古就有的超越个体人格和狭隘政治盘算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匹夫”的主体是普通百姓，而非“国士”。易先生显然把“天下”与“国”混淆了。

第二，这种精神官方、民间都应该传承、弘扬。因为“天下”不仅属于皇帝和统治集团，也属于所有炎黄子孙，最多其中有个主次问题，因为一个祥和安宁、长治久安的“天下”(不管人们叫它的政权形态为“邦国”“帝国”还是“共和国”)是所有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天下兴衰，事关所有阶层利益和悲欢。第三，外敌人侵和灾害发生时，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从来就强调皇帝、政府必须努力负起责任，与此同时，“匹夫匹妇”们主动拿起武器、献出资产、拿起工具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难道与皇帝、政府负责尽责是此长彼消的零和游戏?所以易先生提出的是伪命题，展示的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轻慢态度。类似文字尚多，不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