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罗斯高等教育中的权力腐败现象分析

俄罗斯社会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社会急剧市场化的同时，国家管制和控制力日益萎缩；监管和制约措施缺失，使得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大量的非正规经济关系。在这些非正规经济关系的作用下，某些领域的权力和资源占有者的非法收人超过了合法所得，非法经济活动成为日常规则，而行政权力也成为交换经济利益的一种资源。这使俄罗斯的高等教育也受到影响。

1.认知层面分析

认知层面的问题是高等教育权力腐败滋生的土壤。俄罗斯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地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重构意味着国家功能和社会认知的重塑。一方面，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放松，政府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逐渐缩减，社会服务能力大大削弱，这与政府的自我宣传产生矛盾；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信心不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对国家试图灌输给自己的价值观念表示沉默或不服从。植根于这样的社会土壤，俄罗斯的高等教育也显示出相应的特点。首先，高等教育的经营领域出现了大量非正规关系，有的甚至形成了比较庞大的非正规关系网，挤占了正当经济关系的生存空间，人们习惯于通过非正规途径来取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在观念上逐渐对此习以为常。其次，在管理领域，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度降低，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行为呈现私人企业的色彩，并直接冲击到招生、人才聘用、教师考核评价等活动的正常秩序中。最后，对于高等教育的权力腐败现象，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高校管理层经常表明自身的“零容忍”态度，但事实上又缺乏有效的措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信任。

2.需求层面分析

需求层面是高等教育权力腐败的动因。随着市场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俄罗斯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也不得不依靠自身“造血”功能来维持生存与发展。高等教育因而具有了更强的经营属性。一方面，国家对大学的投人明显减少迫使大学转而寻求其他经济来源，比如职业培训、收费教育项目等；另一方面，国家也赋予大学更多经营和管理自主权，使大学可以依靠自身的教育服务功能，特别是借助某些具有较大市场需求的专业，如经济、外语等，在市场上追求盈利。学校的经济压力传递到教师身上，使教师们也承担了一定的经费指标和任务。

在管理领域，俄罗斯高等教育经常受到自上而下的政治和行政权力影响。政府一方面试图在经济上赋予高校更多经营自主权，并允许建立私立大学，另一方面又掌握着高校的行政领导的任命权，希望保持国家对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的控制力。结果是高校试图脱离控制与政府试图加强控制这两股力量时常产生冲突。而这两股力量发生冲突和摩擦的领域，就产生了权力腐败的风险。有研究者提出，外部的政治集团可能会与高校的管理者达成默契，包庇他们的滥用权力和经济腐败行为，来换取他们的政治支持。

在学术领域，由于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人减少，教师的收人水平出现比较明显的下滑现象，一些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不当利益，特别是发生在学校管理层的腐败蔓延到全体教师中，使整体师风师德滑坡。同时，学术领域政治化的情况也引起人们关注，比如大学授予一些政客学位，或政府官员在大学拥有教职，等等。

3.行为层面分析

行为层面的分析有助于观察高等教育权力腐败行为的主体在腐败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供求关系。以行为层面的视角来分析俄罗斯高等教育领域权力腐败的现象可以发现，诸如滥用职权、私相授受之类的权力腐败行为，不仅是管理者或教师的个体的主动行为，其中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有研究者指出，政府为了加强对大学的行政控制，采取了对大学教育质量进行强制性认证的手段；有些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大学，特别是缺乏官方背景的私立大学，为了能够顺利通过质量认证，往往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来讨好政府官员。在这个双向交互中，前者是一种正规的行政控制行为，后者则是一种不正当的利益关系。而在两者之间，政府更在意如何保持对高校的控制力，而不是如何防范其中的腐败风险。这种由自上而下行政管制所诱发的腐败行为，对高校管理者和教师产生了较强的腐蚀，使他们在腐败活动中处于主动和被动并存的微妙地位。

(二)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权力腐败现象分析

在美国，高校和教育机构大都有着比较规范的运作和严谨的管理，能够较好地起到抑制腐败的作用，但仍做不到完全消除腐败，高等教育领域的权力腐败行为时常出现。由于国家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都与俄罗斯不同，美国的高等教育权力腐败情况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对于这些多种层次和不同类型的腐败现象，以高等教育权力腐败的观测框架来进行分析，能够有助于对其进行观察和评估。

1.认知层面分析

在美国，反对教育腐败基本成为社会的共识，国家和地方官员也非常关注和警惕教育腐败行为。总的来说，对抗腐败具有较好的思想基础。在认知层面，其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对权力腐败行为的高度警惕。发生在经营领域、管理领域、学术领域的类别不同的活动，从收受贿赂、权力寻租这类明显的腐败行为，到工作任务分配、研究生助教使用这类细小的不当行为，都受到了关注、曝光和批评，所不同的只是对于这些行为是否构成权力腐败或者只是行为不当的认识存在差别。二是非常注重对学生的保护。研究者们认为，由于学生与教师的不平等地位，学生可能会在物质或非物质上面临被剥削的风险，成为权力腐败的受害者。这里既包括了学生直接受到利益损害的情况，比如工作和劳动受到剥削，也包括了间接利益损害，如采购中的腐败带来的不合格教育用品，或者管理腐败带来的不称职教师等。三是对道德自律的强调。美国的研究者们不仅以法律为依据来判断是否存在腐败行为，同时也非常重视道德评价和社会影响，对各种不当得利行为都进行审视。有研究者列举了一些具有腐败性质或倾向的行为，比如一位校长宣称“可以躺在自家浴缸里管好学校”而经常不在学校出现的行为，以及一位教授利用出差机会去看望当地亲属的“搭便车”行为。这些行为并不违法，但容易产生不良影响，因而也受到批评。

2.需求层面分析

从需求层面进行观察，对各种利益和资源的攫取导致权力滥用往往是高等教育领域产生权力腐败的动因。美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程度较高，高校在竞争环境中生存和获取资源的能力较强，特别是高等教育公司和营利性大学的发展，标志着高等教育对政府资源的依赖性降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方面高校的管理者承担了更多争取资源的责任，也拥有了较大的资源统筹和分配权力；但另一方面，管理机构的增多和管理人员支配资源权力的扩大，又被视为高等教育机构官僚化的倾向而受到批评。有的学校不能较好地平衡两者的关系，为了更多获取市场资源，忽视了对学校管理层的权力限制，出现了权力滥用的现象。比如一位研究者提到高校的管理机构滥用资源分配权，将原本作为教学预算投人的资金挪用于管理岗位和其他非教学岗位的补贴，或用于增设管理岗位和人员；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大学，教师委员会发现学校将60多万美元的教师岗位预算用以设置一系列非教师岗位，如顾问人员、院长助理等，校方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归还这笔款项。对于这些情况产生的原因，有研究者用金字塔形的内部管理层次结构来进行类比：学校管理机构和管理者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底端则是大量的普通教师，资源的流动是自上而下的，处在上端的管理者们在资源分配中处在优势地位，他们的收人也最高，而普通教师的薪酬要低得多。可以看出，从需求层面分析，美国大学出于在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客观上存在强化管理机构和管理者权力的需要，资源分配的权力和形式也是在这样的客观需求基础上形成的，也正是这样的客观背景，使美国社会更注意监督和限制那些处在管理结构顶层人物的用权行为。

3.行为层面分析

美国学者比较注重腐败行为的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区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赛义德(Taleh Sayed)等关于“草食者”和“肉食者”的比喻，将腐败行为的主体区分为两类，其中“草食者”指的是那些被动卷人腐败行为的人，“肉食者”则是那些积极主动实施腐败行为的人。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高等教育界对防止教育腐败有两点重要的准则：一是从防微杜渐的角度出发，很重视抑制“肉食者”的滋生迹象，对任何细微倾向都十分警惕，甚至认为预防腐败苗头比纠正腐败行为更加重要，并努力杜绝一些可能会助长“肉食者”的投机心理或动摇“草食者”信心的不公正、不诚信、不平等的现象；二是从确保根本的角度出发，认为单纯打击权力腐败行为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对师生采取充分的保护措施，建立有利于净化校园风气的制度，使“肉食者”找不到可乘之机。因此，尽管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也存在各种形式的权力腐败行为，但是相对于个体性的、偶发性的权力腐败行为，美国社会对由制度缺陷引发的腐败行为更加审慎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