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抓住了大众是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这一关键。《大众哲学》是以“大众与哲学”，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为主题与主线的。从文本关系来说，《大众哲学》最初涉及“作者与读者”关系。作者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读者就是大众，这本书是写给大众看的。既然如此，作者话语就要贴近大众，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来讲好马克思主义的故事。这一聚焦，使大众文本与精英文本样态区分开来。《大众哲学》是“野路子”，但是冲破了国统区高墙深院的学院派哲学封锁，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出场形态，进而形成第二种关系:文本主体与话语意义的关系。大众成为文本、话语意义必须围绕的主体轴心。但是，随之而来进一步的追问必然展开:为什么要把源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故事说给中国大众听呢?大众为什么要成为文本主体和话语意义必须围绕的轴心呢?这一追问，就必然涉及第三层关系:“头脑”与“心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头脑”，大众是马克思主义的“心脏”，马克思主义“幽灵”只有回归大众主体、作为大众的头脑，才能变成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以改变世界、追求大众解放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脱离大众，就既不会产生、也不会发挥出改变世界的伟大历史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走向大众，是本性使然、宗旨使然、目的使然。由此又引发第四层关系:大众主体与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分裂。本然为大众求解放、谋幸福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作者是革命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而不是无产阶级大众本身?这一“头脑”与“心脏”为什么会存在自我异化和自我分裂，需要普鲁米修士式的英雄盗天火于人间、通过创造和传播行动才能普及、灌输给大众?或者说，本然属于大众自己的头脑，突然与自己分离，变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所描述的“在欧洲游荡的幽灵”而需要通过再灌输才能使幽灵“魂归躯体”?这就是原本属于大众主体的精神本质因素，却历史地被异化为外在的幽灵，而与无产阶级大众的躯壳存在相互分离。谁造就了这一二元分裂?显然，是千年的阶级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使世俗世界自我异化。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应当不仅是物质世界创造者，而且应当是包括自己的解放思想体系在内的精神世界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真正实现，需要打破的正是这一二元分裂。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在过程之初，建立理论的为民立场，为民(大众)创造解放理论，将理论本质、宗旨指向大众解放，真正回应大众解放诉求，是打破这一二元分裂的第一步。进一步，将这一理论传播给大众，实现理论掌握群众，是打破二元对立的第二步。第三步，创造条件，消灭二元对立，让大众真正成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体，这才是唯物史观的完成。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几个启示。

启示之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需要程度，与历史大众的精神一物质二元分裂程度成正相关，前者正是衡量后者的历史尺度。越需要大众化的时候，越说明二元分裂、自我异化严重;而什么时候这一需要消失了，那么，就说明二元分裂、二元对立、自我异化问题消失了。因此，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消灭这一异化问题产生的根源，最终使这一问题归于消失。如果我们的需要很强烈，那么需要警惕的不仅是理论脱离大众的问题，更要警惕造成这一二元分裂的社会根源。只有消灭分离的社会根源，才能真正消灭分离本身。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如果脱离群众、远离大众可能源于一个社会存在的原因、源于制度性的缺失。扬弃异化不仅是理论的事业，更是变革世界的事业。

启示之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消灭大众精神与物质、思想与实践的二元分离将是一个较长期的历史过程，这至少存在着从理论立场、理论创建率先为了大众、到理论传播为了大众再到将思想创新发展的主体身份最终还给大众的三个阶段。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有规律、分阶段的。在各个阶段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含义不同、目标不同、任务不同、主体不同、行为方式不同，因此质的规定和特点也就不同。例如，在创建马克思主义阶段，主要目标和任务是由优秀的“有机知识分子”转变立场、创建为了大众(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为民立场和创建为民理论，在理论本质上率先完成与大众躯体的结合，这就是首要关键。虽然理论传播与实际结合也一路随行，如马克思对工人发表演讲《雇佣劳动与资本》、撰写《共产党宣言》等，但是主要任务是创建理论。马克思在书斋中撰写《资本论》的意义高于一切。因此，检验的标准在于看立场是否转变、是否“为人民做学问”，理论是否科学。我们不能苛求在创建时期理论就能“通俗化”。第二阶段传播期，呈现的大众化的目标和范式主要是如何让大众理解和掌握。因此，有机知识分子如何放下身段平等地与大众沟通，回答大众心中的问题，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话语交流、传播，让大众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通俗化就成为关键。第三个阶段是将创新发展理论的主体还给大众。正是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含义就不再是停留在如何通俗地向群众讲故事，霸着作者和教师爷的权威者身份不放，而是要放手让大众创造，引导他们克服历史强加给他们的一切缺陷，消除自我异化，而成为既能创造物质世界、又能创造思想世界的完整的历史主体。

启示之三:大众不仅在改变物质世界领域成为主体，而且成为自己思想创造者即思想理论的主体，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标志。权威知识分子不要满足于自己的理论被大众所接受、形成了所谓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就沾沾自喜。这只是阶段性的目标。如果将这一阶段目标和成果固化而不思前行，甚至没有超越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水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宗旨在于冲破大众被旧制度限制而出现物质一精神的二元分离、二元对立、自我异化现象。大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主体，将是检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否真正进人唯物史观的轨道、消灭大众自我异化的终极尺度。由此我们联想到: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如何重视从革命实践一线的工人领袖中培养思想家和理论家。当看到手艺人恩斯特·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质》《论逻辑书简》《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等著作，恩格斯曾经是多么欣喜。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德国工人领袖在理论、知识上的不足，便大声催促他们“学习、学习、再学习!”在这一急迫心情的背后，同样是一个希望:期盼他们能够尽快成长，接过马克思、恩格斯手中的理论重担，成为思想发展的主体。

我们应当认真地反思这类问题。这一见解对学界来说虽然很尖锐，但是也成为检验真假大众化的试金石。我们经常引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论据的一句马克思的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成为掌握主体，群众成为“被”掌握的工具客体。这一思考方式对吗?显然这是立场已转向无产阶级、而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还停留在黑格尔“哲学世界化”思辨幻象之中的马克思早年话语。只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开展自我清算、转向唯物史观时才真正打破这一方式。因此，我们决不能无条件地将大众化的某一阶段性质、目标、任务、范式僵化，而要将之放在大众化的规律性的全过程坐标中加以考察。

大众化的主体觉醒，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还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先天就面临着一个康德式的命题分裂: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源头在国外，传播依靠中国知识分子(犹如“赫尔墨斯”)和书本，对于中国工农大众来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表现为不依赖于中国大众后天实践经验、又构成中国革命实践运动先天条件(“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因而是一种康德式的先天、“被给予”的知识逻辑;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革命后天实践经验中产生的。先天与后天两个命题之间一旦发生矛盾和冲突，那么检验标准是什么?按照先天教条逻辑，错误的肯定是工农大众，因而解决的办法就是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其结果就是直接导致1927年、1934年中国革命两次大失败。问题就被尖锐地提出:究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来源于本本和醉心于传播的知识分子还是中国工农大众及其亲身实践?这是思想主体的追问。按照后天实践的逻辑，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一切真知都是从世界经验发源的”，强调了理论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性。艾思奇《大众哲学》的精髓在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都是活的理论，“它任何时候也决不能停止在某些已知的一般原理、一般的规律知识上，它要求我们不断的把普遍原理和具体实际条件结合起来，它要求我们生动地掌握一般规律知识在具体条件下的特殊表现，要求我们能独立地依据新的条件找出新的规律知识来补充和发展已经获得的普遍规律知识”。任何真理都存在于后天的实践经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来源于中国革命实践，来源于中国工农大众在革命中用鲜血和生命盖上印章的一点一滴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具体生成离不开中国无产阶级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变换的时空差异的语境中不断出场的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