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2182万人，占16.1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374万人，占10.47%。和“六普”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89个百分点，说明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联合国之前预测在2011年到2040年这段时间，中国的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 , 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将超过30%，社会进人深度老年化阶段。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面临的老龄化问题更为严峻，突出地表现为增速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征。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背景下，传统的家庭观念受到冲击，伴随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和少子化等现象，同时西方的个体化思想严重地侵蚀中国传统家庭养老的伦理机制—孝文化，这对中国家庭养老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之同时我国社会养老获得了长足发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和给付水平经过多年发展，正处于稳步提升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尽管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却是用较短时间织就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障网。

城市低保对象中贫困老年人所占比重增加，也从一方面说明了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2013年全国城市低保对象60岁及以上老年人3302718人，占比16%0 2014年城市低保对象60岁及以上老年人3157500人，与2013年相比尽管人数有所减少，但比例上升至16.8%.而且可以预见，伴随老龄化社会进程推向深人，未来城市贫困老年人群体占贫困人口的比例还将上升，因此城市贫困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就显得尤为紧要。

与城市普通家庭相比，低保家庭生存环境比较脆弱，家庭资源和社会资本非常n乏，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都非常低，在社会竞争和社会参与方面明显处于不利地位，这和城市贫困老年人对于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需求不相适应。对于城市贫困老年人养老问题，需要政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过传统家庭养老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不可替代，社会力量也需要充分积极参与。那么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背景下，城市贫困老年人能否有效参与并获取社会养老资源?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及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否可以满足城市贫困老年人的养老经济需求?这无论是实践部门还是学术界，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研究的话题。

养老是指为年满60周岁的老人提供生活安排和收人来源的行为，以保障老人基本生活为底线，使老人身心愉快，安享幸福晚年为目标。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口规模的大幅增加，城乡养老问题愈加凸显，养老形势愈发严峻，国内众多学者也开展了广泛研究。对于养老方式的选择问题，诸多学者认为家庭养老应该作为重要的养老方式之一，其功能和地位也得到了高度认同。家庭养老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养老支持，与正式的养老支持(如社会养老)形成了互补机制，而且有学者认为，家庭养老不但是子女赡养老人的方式，更是中国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有人指出，家庭养老是最古老、最重要、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养老方式网。与家庭养老相比，制度性社会养老保险在养老体系中提供了正式的社会支持，进而对老年人养老产生重要影响。在养老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由于收人水平下降致使老年人陷人贫困，子女增加了对父母的代际转移支付。有学者指出，养老保险的缺陷是导致城市贫困群体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通过调查发现，子代对比如养老保险等公共产品普遍持有支持态度，并借以减轻自身的养老压力。有学者主张养老保险要广覆盖多层次，把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来看待。也有人认为，在弘扬家庭养老优势的基础之上，协调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两者的关系，充分发挥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各自优势，从而解决我国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按照世界银行(2004)的观点，原则上全部养老金制度必须包括旨在保障基本收人，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收人再分配以消除贫困的支柱，然而城镇贫困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仍普遍存在养老制度“短板”。

国外相关研究最早是英国在1941年《贝弗里奇报告》中所提到的“社会权利”制度建设，把社会保险视为提供消除贫困和收人保障的一项基本社会政策。世界银行专家H of zman n与Hinz将原“三支柱”养老保障发展为“五支柱”模式，并认为以根除贫困为目标的非缴费型“零支柱”养老金最为重要，而这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缩小贫富差距，消除老年贫困具有深远意义。日arr和Diamond认为，社会救济标准应该按照年龄分级确定，认为普惠型、非缴费型的基础养老金给付制度对于长期失业者和无固定工作者非常必要。也有研究指出，养老金的准人条件尽可能最小化，以保证养老金参与率。由此可见，国外学界比较重视养老金体系的多样化、制度的覆盖面和普惠性对保障公民权，帮助贫困群体获得基本养老经济需求的积极作用。

纵观已有文献不难发现，以往研究集中在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功能和作用，认为二种养老方式是一种互补相互促进的关系。但是存在以下三点不足:首先是没有考虑家庭异质性对养老方式的影响;其次是没有关注我国城乡老年人养老存在的异质性;第三，缺乏个人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制度对养老的影响作用评估。福利多元主义认为，福利责任不仅仅由国家来承担，福利提供主体应该实现多元化，可以由家庭、个人、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共同提供。目的是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调动各方积极性，界定和明晰政府职责和工作边界，更重视经济发展对福利提供的根本作用。尊重个人发展自由强调自助自立，维护支持家庭福利提供，鼓励和引导社会专业组织介人帮扶，从而实现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结合，使制度运行更加公平、可持续，避免陷人“贫困陷阱”。

因此，本研究把城市贫困家庭养老作为具体研究对象，从个人、家庭、政府、社会四方面协同角度，具体回应养老这一热点问题。由于贫困本身是个多维度的概念，收人低下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最后指的是个体或家庭所经历的真实的生活困顿。阿玛蒂亚·森提出了贫困的“能力剥夺”概念，即认为贫困应当是不具备享有自己所珍视的生活能力[[17J，针对我国城市老年人来说，可以获取足够多的资源实现基本条件下的养老应当是区分是否贫困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本研究还侧重于家庭、个人、政府和社会对贫困老年人养老的经济支持，研究出发点就是城市贫困老年人的经济收人不足以满足养老基本经济需求。因此，本研究主要从家庭经济收人低下的角度考察贫困。

政府把城市低保家庭作为民生领域的重点保障对象，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所以本研究把城市低保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有利于从家庭、个人、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角度考察城市贫困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本研究结合2016年5月一7月对H省城市低保家庭人户调查，该调查根据日省内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选取日省W市W区、E市E区和丫市X区进行城市低保家庭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每个调研城区到街道再到社区逐层随机抽样，每个城区抽取3-6个街道，每个街道抽取2-4个社区，每个社区抽取20-30个样本。由于采取人户访谈的方式，调查质量较高，共发放问卷830，回收有效问卷74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90%。在所有有效样本中，其中W市W区289份，丫市X区212份，E市E区245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