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宣传现象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学者媒介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古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修辞学到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战时宣传的策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拉斯韦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将宣传定义为:“它仅指以有含义的符号，或者稍具体一点而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以描述、谣言、报道、图片和其他种种社会传播形式来控制意见。”“宣传，从最广泛的涵义来说，就是以操纵表述来影响人们行动的技巧。”这个概念打破了宣传刚诞生时作为维护自由民主武器的初衷，转变为带有“营销”“操纵”“霸权”等负面色彩的内涵，把媒介塑造为一套“传播有效符号”的万能工具，以至于当时社会各界对宣传行为充满恐惧，一位评论家如此评论拉斯韦尔的著作:“一本马基雅维利式的教科书，应当马上予以销毁。二战期间，法西斯的宣传造成的骇人听闻的巨大影响和效果，更是让人们把宣传与“灌输”“洗脑”“撒谎”画上了等号。1940年代后期，传播学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宣传逐渐被“态度”“说服”“效果”等学术概念代替，对宣传的恐惧心理逐渐消失，经验学派的管理取向的宣传研究取代了过往的批判式的宣传研究。宣传研究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把宣传当成客观的传播现象;二是把宣传当成批判现代社会的武器。于是新宣传研究诞生了。新宣传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首推雅克·埃吕尔的宣传研究。他的《宣传:塑造态度》以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的角度重新理解、研究宣传，确立了一种研究宣传问题的新立场:总体化的新宣传。

埃吕尔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宣传界定为总体化宣传(total propaganda)，不仅是为了实现某个当下的目标，由宣传者进行短期动员，而且是一个涉及全部社会成员、综合使用所有媒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的社会宣传工程。它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存在，最大目的是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一致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其宣传手段不同于之前宣传的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的形式，它更多的是通过教育、消费、通俗文化等日常生活过程，使用神化、民族意识、常识、习惯、意识形态等形式，通过群体的约束使个人逐渐接受其影响。

因为总体化宣传具备的这些特点，埃吕尔把宣传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大众媒介的角色和地位的考察上，因为在技术社会里，大众媒介不仅是宣传的主要力量，而且似乎是最适合进行总体化宣传的方式。“宣传是全面的。宣传必须动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技术手段:新闻、广播、电视、电影、招贴画、会议、一户户走访。现代宣传必须利用所有这些传媒手段。”在现代世界里，大众传播是无孔不入的，先进的传播科技所形成的信息环境已经笼罩了整个社会，任何人都摆脱不了它的影响，这使得大规模的宣传成为可能。埃吕尔认为“要使组织的宣传成为可能，媒体必须集中，新闻机构的数量减少了，新闻媒体带来了单一的控制，广播和电影垄断建立起来了。如果各种媒介集中在同一只手上，效果会更大”pupa，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的集中化性质隐含着这样的命题:它们不鼓励思考，相反，它们是使人跋脚的社会控制力量”。大众媒介的集中减少了竞争话语的存在，思想、意见的多元化机制遭到了极大的挑战。面对着海量信息，人们往往无所适从，难以招架，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不得不利用宣传者提供的现成解释来应对周边环境和社会的急剧变化。大众媒介貌似客观、中立、均衡，但其内在的结构和框架都在支撑和强化某些社会假设和现实，通过暗示，潜移默化的手段让受众在接触信息时就认同接受这些现实。个人的信息接触就被限制在大众媒介刻意强化的传播范围内，受众在自己的经验里就看不到和大众社会预设矛盾的东西。通过大众媒介长期的“单向度”刻意的传播，个人将失去独立判断和创新的能力，“人们被‘困在一个事实的网络当中”不能在其他领域或其他科目上形成一个选择或一个判断”。大众媒介只适合强化现存的社会结构和已在的现实，而不会对其提出挑战。所剩无几的异见也被疏导到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去了，残余的一点点冲突无关大局，纯粹是装点门面而已。宣传对社会、经济和政治有强大的整合功能，整个西方社会在宣传的缝合下，形成了像巩固的“铁块”一种稳定的结构。

埃吕尔的新宣传理论与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等理论观点殊途同归，并直接影响到了传播学中批判学派对宣传的研究。传播批判学派的一些成员承继埃吕尔的分析路径，开始针对新闻媒介的唯技术化、集中垄断和过度商业化带来的弊端进行猛烈地批判，直接促使了乔姆斯基和赫尔曼的“宣传类型”理论的诞生。他首创的“总体化”宣传观，把宣传的视线从局部扩大到整个社会，直接影响到后面一系列“大宣传”理论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整合营销传播策略其理论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埃吕尔的总体化宣传观，这充分说明了埃吕尔宣传理论的前瞻性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