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4月，洪业与博晨光(LuciusChapin Porter)在他们起草的《哈佛燕京学社备忘录》中提出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第一个五年发展规划，其中有关设立联系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和燕京大学图书馆的书目处(Bibliographical Bureau)的建议为其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和燕京大学图书馆联和编印目录卡片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1931年，因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需要到河北做年的农村社会调查，经哈佛燕京学社批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馆长裘开明与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田洪都交换任职，各自代理对方图书馆馆长年。因此，裘开明与田洪都协商达成联合翻印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目录卡片的合作协议。田洪都在代理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馆长期间，根据裘开明的意见草拟了《关于在哈佛和燕京印制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馆藏中日文图书目录卡片的计划》，详细阐述计划的必要性、土作地点、土作方式和程序，以及预算等，每种图书需要10张卡片，两馆每种图书共需20张卡片。两年成本总计约5250美元。针对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使用Ditto复制技术印制目录卡片存在字迹不够清晰持久的缺点，田洪都建议改为平版印刷或活字印刷方法，在中国印刷卡片，因为中国劳力资源成本较低，所缺活字可现场补齐，还可利用中国其他图书馆的书目，并可向中国其他图书馆提供目录卡片服务。

田洪都的建议大概源自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尝试。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在经理王云五推动下开始出版《万有文库》，第一辑收录著作1010种2000册，统一开本出版。1930年初，在第一辑《万有文库》出版的同时，印制套3000张的印刷目录卡片，随书赠送。虽然这些书的分类和编目还有改进空间，目一卡片形式遭到批评，但作为在中国的第一次尝试，它证明印刷中文目录卡片是可行的。遗憾的是，因为印刷卡片目录的成本较高，商务印书馆没有为其它的出版物继续印刷目录卡片。尽管如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套印刷中文目录卡片开创了中国印刷中文图书目录卡片的先河。

有鉴于此，裘开明认为，因为图书馆印刷卡片目录并非商业项目，因此必须获得教育基金会的资助方可实施。于是，裘开明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经费用于购买卡片目录印刷所需铅字。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自1931年起，哈佛燕京图书馆不断将馆藏目录卡片寄往燕京大学图书馆，由燕京大学负责在北京翻印，在1931年至1936年间共复制大约40000张卡片。这一联合翻印目录卡片的合作不仅使燕京大学图书馆拥有了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的全部汉和馆藏目录，而目一为燕京大学图书馆帮助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采购中文书籍的查重土作提供了方便，也为其后在北平印制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书本式目录奠定了基础。

鉴于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与燕京大学图书馆联合印制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馆藏目录的成效，裘开明提出进步的合作建议:鉴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资源的绝对优势，燕京大学图书馆应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作开展该项计划，进而还可与北平所有图书馆开展合作，将馆藏图书的卡片复制。裘开明推测这些卡片的总量可能覆盖现有中文图书的90%，这对全国其他图书馆而言是  一项福社。该计划可以称为由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牵头的北平所有图书馆卡片式联合目录计划。但出于种种原因，该项计划最终并未能成行。尽管如此，裘开明的建议对国立北平图书馆仍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向哈佛燕京学社提出申请资助印刷中文目录卡片的计划，每年印刷1万种书的目录卡片，每种书印制4种不同的卡片，采用红黑双色印刷，共印20套。该计划采取复合卡片力一法，而不是单元卡方法。由于该计划所需启动资金庞大，又因为当时美国经济低迷，哈佛燕京学社无力资助该计划的启动。后来国立北平图书馆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交了这个计划，获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