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叛道者》聚焦于重现历史情境，那么《医书》则更多关注历史与当下的关联。《医书》作者凯瑟琳·豪是美国早期历史研究学者，对审巫事件具有深刻的学理思考。《医书》的故事在1692年和1991年两个时间交替展开，将审巫时代的塞勒姆与当代对事件反思和探讨结合在一起，紧凑而精彩。小说女主人公康妮( C 。nnie )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她在外祖母的那所位于塞勒姆的破败老宅中，找到一本17世纪的圣经，其中夹有写着“迪丽芬斯·戴恩”字样的纸条。康妮顺着那个名字去追踪她留下的那本神秘的手抄本，试图解开美国早期历史的一些谜团。关于迪丽芬斯的零碎信息渐渐凑成了一个揪心的故事，将康妮拖入了女巫审判的时代。

小说引领读者跟着康妮走进蛛网尘封的档案馆，在女主人公的历史考证过程中，一方面将当时的事件再现于当代读者，另一方面又在当代知识分子的交谈和学术讨论中涉及1692年的主题，以一个年轻学者的视角审视历史的过去。《医书》是一部可被称为历史悬疑小说的作品。但重要的是，作家对情节的关注并没有冲淡小说对塞勒姆审巫事件的、深刻的历史反思。康妮对史料的追查使故事变得扑朔迷离，但是情节发展结合了严肃的学术考证和学术话语。凯瑟琳·豪在小说中间插入过渡性短章，提供关于迪丽芬斯及其后代的一些信息，将造成迪丽芬斯悲剧的社会势力和历史情景再现在读者的眼前。同时，康妮随着故事的进展也发现了自我，发现了自己与一直在追踪调查的女性之间的血脉相承与关联(H。we 2009:366)。

读者最后发现，那本神秘的手抄本并不是什么巫术经典，而是一本有关草药知识的、殖民时代的医书，是迪丽芬斯给人配草药看病的手抄处方。由于处在前科学时期，有的“医方”带迷信色彩，但都是为了医治疾患、解除病痛的摸索和尝试，是摆脱宗教、走近科学的努力，而当时的践行者大多是女性。在宗教极端主义者眼里，生死病痛都是上帝的旨意，人为的十预就是对上帝的不屑，因此医、巫不分，都是异端。“病痛和不幸常被视作上帝不悦的后果，在这种思维体系中，不向上帝直接祈求而采用人为手段，用带神秘色彩的原始科学方式介入病灾，则全然违背了清教主义权力结构希望维持的所有一切”( ibid : 380-381)。小说强烈暗示，猎巫其实是宗教对抗科学进步和女性权力的一项反制措施。

凯瑟琳·豪在后记中说，“任何有能力驱邪除病的人，也被认为有施行魔法的能力”( ibid :458 )。因此当时的民间医师、接生婆常常被视为宗教怀疑论者。无独有偶，小说《叛道者》中被指控为“女巫”的玛瑟也有让女儿藏起家传书典的重要情节。虽未言明是何种性质的书，但根据“母亲”兼职行医接生的描述，可以推断应该也是“医书”之类可作为施行巫术直接证据的东西。这种“求助外部力量，而非依靠上帝的神秘机制”的作为(ibid :427-428)是当时的神权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因为正如康妮所指出的，这种行为“代表了人民，尤其是女性，试图把清教主义神学家们认为只属于上帝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ibid :105。由此看来，“女巫们”其实是走在时代前头的觉悟者。

玛丽·柯瑞(Mary E. C。rey)特别指出:“有成就的女性尤其成为了(被迫害的)目标，特别是知识女性和女医师，虽然年迈、疯癫、病瘫、痴呆者也容易成为指控的对象。"( C。rey 2003 :53)这样的女性由《叛道者》中的玛瑟和《医书》中的迪丽芬斯所代表，年龄“从40以上到60以上—这是殖民地女性社会权力最集中的年龄”( H。we 2009 :116 )。小说最后，康妮的博士论文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北美殖民时期能妇的重新评价:以迪丽芬斯·戴恩为个案}} ( ibid448)。作家所用的“能妇”(cunning w。men)一同在英文中有“智慧”、“知识”女性之意，古时也指握有一技之长、并不盲从宗教的女性。19世纪的德国学者雅克布·格林在著名的《口耳曼神话》(Teut。nic Myth。l。gy,1835)一书中早就提出了同样的看法，所谓的“女巫”，其主体是受教会迫害的、独立的智慧女性，是反封建的叛逆者(Grimm 1999 : 34 ) 。与之相似，凯思琳·肯特的小说书名中也将被指控为“女巫”的玛瑟认定为“叛道者”。

史学家艾尔佩丝·威特尼(Elspeth Whitney)说:“在大部分‘审巫’历史学家的分析中，性别问题作为一个类型的缺位让人十分惊讶。" ( Whitney 199578,82《医书》的作者正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审巫事件进行考量的。她的专业历史学素养和学者的思辨力为小说提供了一种具有穿透力的当代解读。宗教传统对女性的偏见根深蒂固:她们是“夏娃的女儿”，圣经描述了她们与撒旦的关联，认定她们是更易受魔鬼诱惑、受欲望支配的一族。社会传统也期待女性扮演驯顺服从的角色。因此，女性展示智慧、争取权力与谋求自治便是一种摆脱男权和宗法的叛逆行为。很多善良的人们加入了猎巫运动，希望维持传统，帮助社区摆脱危险的女性化“污染”，他们承担了克莱琴·亚当斯所称的“误置的责任感”(Adams 2003 : 26 ) ,其背后的动力源是一种机制化的宗教男权统治。

《叛道者》和《医书》的故事发生在清教神权社会走向没落、迷信时代向启蒙时代转变的历史背景中:商业带来的财富使生活的期盼发生变化，以土地为依托、以宗教为中心的传统社会构架的基础开始动摇。在经济模式和价值体系重构的变迁中，一种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弥漫在政治、法律、宗教、社会领域。历史学家马尔科姆·盖斯基尔(Malc。lm Gaskill)对事件总结道:“归根结蒂，猎巫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开始走向终结。指控和坦白被轻信的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司法的野蛮性，与事件后的怀疑态度一样，都达到了空前的强度。" ( Gaskill 2008 :1075)作家凯瑟琳·豪把当今历史学界对审巫事件的学术讨论带进小说，把学术界的认识推向更广大的读者群，通过小说中的学者人物，表达的也是同样深透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