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能指的漂移:英雄图腾对身体符号的置换

电视体育是一种身体运动的符号表征，而这种表征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又与原始的英雄信仰十分相似。钩沉拾遗，在风雨飘零、朝不保夕的自然世界，在人类克服身体缺陷、抵抗自然风险的原始社会，在汲取自然能量、利用生产工具的“自然的人化”过程中，身体是最可靠的资本。渐渐地，人类学会了用宗教的力量来克服恐嗅、征服自然的独特办法，将无解的自然现象认为是天神使然，将特定的动物认为是氏族的起源，这也使得身体在神灵的庇护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并成为身体信仰的原始意识。古希腊人通过观看奥林匹克运动会拉近与神的距离，而在比赛中获胜的运动员将成为万人景仰的英雄。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自然被不断征服与解蔽，宗教在科学的倾轧下成为了文明的附属品，体育实践也因此丧失了最初的信仰而成为了反抗“文明病”的良药—既反抗退化中人的心灵对肉体的奴役，又反抗阶级与文明社会中人吃人的奴役。

与此同时，原始关于身体崇拜的种种图腾退到了现代体育的边缘地带，大众传媒将一个个英雄图腾的替代品机械地复制、加工，将抽象的情感呈现为具象的表达—体育明星符号。本雅明在讨论电影艺术时这样论述:由于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环境中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这句话倘若借以阐释电视体育同样适用:一方面电视为体育构建了一个拟态的狂欢情境，使得体育即使脱离实践，也能够使受众在“自身环境中加以欣赏”；另一方面，媒介打造的英雄图腾置换了原本图像化的身体符号，并引导着观众对文明奴役中身体潜能的主观想象，赋予了“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法国社会学家罗兰·巴尔特看来，这是一种“能指的漂移”，“(文本中)流通的种种符码蔓衍繁生，幽远惚恍，无以确定……腾讯体育在赛后报道科比“逆转斩爵士”“狂砍60分”，其中的符号所指俨然已经超出了一个篮球运动员而被策略性地指涉为“英雄”，并企冀着观众能够对电视符号抱以无限的身体崇拜。

2 神话的演绎:符号能指对身体崇拜的嫁接

那么，作为“英雄”的电视符号又是如何嫁接了受众对身体的崇拜?电视体育是一种以不在场的方式表达在场的视觉建构过程，如德波所言:“在那些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中，生活的一切均呈现为景象的无穷积累，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转向了表征。体育表征的转向是一种“符号化”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图像能指都毫不例外地、直接或间接地与身体崇拜嫁接起来，因为视觉文化并不依赖于图像本身，而是有赖于一种将存在图像化或视觉化的现代趋势。区别于电影艺术，体育明星的打造中必须着重刻画“亦真亦幻”的体育场景，因而对竞赛现场看似真实的反映才能让人信服，而秀色可餐的影像奇观才能激发起感官的欲望。体育比赛之所以能够让人为之欢呼雀跃抑或黯然神伤，就是因为它是真实的—至少看起来是真实的。虽然置身不同的时空，却以体育符号的能指嫁接了观众对身体的崇拜，图像与信仰完美地契合到一起，快感通过符号与媒介传递、蔓延，形成令人振奋的直觉体验并逐渐渗透进个人意识，虚假的图像也因此变得合法化。

有鉴于此，电视符号“科比”的能指在“合法化”的语境中一方面意指了另一个空间中在场的客体，另一方面又与其所指合二为一，充当着下一级意义系统的能指，将电视文本演绎为拟态的神话。罗兰·巴尔特强调，“神话的能指以一种暖昧的方式呈现，它同时既是意义又是形式，一方面充实，一方面又很空洞” 。然而，对于诉诸视听快感的神话而言，“空洞”是不无裨益的，因为在电视文本的流通中，意义始终处在被快感压制的境地，留给观众的是一种拒绝深度思考的感官体验。罗兰·巴尔特坦言:“神话并非凭其讯息的客体来定义，而是以它说出这个讯息的方式来定义的:神话的形式是有限制的，并没有所谓‘实质上的’神话。因此，虚拟的“科比”符号就被自然而然地与观众“身体崇拜”的情节嫁接起来，在电视媒介中充当生产原料生产着商品化的受众，同时又在互联网的观照中延伸着电视文本，进行着下一轮符号意义的生产。

3 文本的增值:嫌介技术对符号意义的延伸

电视体育通过文本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并凭借着视听快感的生成机制，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无限延伸的想象空间。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将电视初级文本间的相互关系概括为“水平文际性”，相应地，“垂直文际性指的是一个初级文本(如一个电视节目或系列剧)和直接提到它的不同类别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同文本也许是次级文本，比如摄影棚的公开性、新闻特写、批评或者由观众产生的第三级文本。互联网的介人打破了电视体育“单向度”的话语模式并重构了一个普遍联系的传播场域—不仅为电视体育中初级文本与次级文本的流通开辟了新的渠道，而且为第三级文本的生产与传播创造了技术条件。譬如视频“弹幕”的加人就是一个典型的第三级文本，与传统体育中“短信留言”“电话连线”等有所不同的是，弹幕的实时性、全民性特点让第三级文本的距离感消失殆尽，它似乎离得更近，能够产生更为强烈的“距离的消蚀”，能够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

波德里亚将“消费逻辑”定义为“符号操纵”，并且“物品丧失了其客观目标、其功能，变成了一个广泛得多的物品总体组合的词汇，其中它的价值在于关系” 787120。因此，第三级文本的生产一方面建立在受众对初级文本与次级文本的解读之上，另一方面也是受众生活经验的产物。尽管文本是多义的，但垂直文际性却有章可循，电视体育中第三级文本的意义在互联网的延伸下，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符号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一29岁(30.4%),30一39岁(24.2%)这两个年龄段占据了中国网民年龄结构比例的前两位(截至2016年6月)fzzl，这部分网民在科比的职业生涯中度过青春，于是借此在网络平台回忆峥嵘岁月、感伤年华逝去。更有段子手发贴“科比一路走好，愿天堂没有病痛，致敬!”，“科比的每一张专辑我都听过，大爱科比!”，甚至在朋友圈下面附上姚明或梅西的照片，亚文化群体对第三级文本的生产同样延伸了符号的意义。

4 嫌介的收编:受众情感对延伸意义的共鸣

至此，“互联网+电视体育”围绕着“科比”的电视符号，在初级文本中依照水平文际性塑造了神话般的英雄形象，并在此基础上依照垂直文际性建立了与之相对应的次级文本和第三级文本；与此同时，互联网将人与人普遍联系起来，使得文本意义如魔弹一般蔓延开来。歌手李易峰在中场休息时参与解说:“我注意到小南斯(湖人队球员拉里·南斯)今天穿了一双科比CRAZY系列的篮球鞋，那双鞋是我人生的第一双篮球鞋，当我看到的时候感觉到时间过得太快了，跟广大的球迷一样，我们的青春就都在科比的每一代篮球鞋里了。”作为这场媒介事件的次级文本，李易峰的解说既是对初级文本的补充，又引导着第三级文本的生产与流通，从而将受众角色从符号的接受者华丽地转变为历史的见证者，并成功地将这场媒介事件演绎为“历史的现场直播”。

那么，符号又是如何表征为历史的呢?巴西人类学家达·马塔对宗教游行活动的分析或许能够给我们启示:“当圣像通过并进人视线时，虔诚的人们可能暂时把他们对群体、阶级或社会的忠诚转向这一新的焦点……对群体和其他方面的忠诚被消溶而让位于一种亲密的、可见的、具有渗透力并富有感情的关系……通过圣像这一手段，一种包括所有跟随的以及观看的人的关系得到了发展。因此，对电视符号“科比”的关注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处身历史现场的优越感，而情感的渗透与共鸣也无异于社会交往中的自我确认过程。在互联网环境下，廉价的社会确认过程反而使群体意识能够轻易地作用于其中每一个相互有别的个体，从而产生更为强烈的认同感。进而言之，在“互联网+电视体育”中，媒体通过对符号的操纵将受众的情感网罗进文本之中，受众解读过程与媒介编码过程的对等关系也就水到渠成。在“科比谢幕战”中，电视体育策略性地将受众的情感收编，并借此导演了充满“震惊”而又富有“韵味”的媒介盛宴，这在“互联网+”时代，也不失为一个电视体育的典型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