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农业补贴政策的力度加大、范围增加，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提高程度并不明显，主要体现在:全国农作物播种总面积没有增加反而减少、粮食产量增幅不大、农户撂荒行为严重、农产品价格日渐增长等。这些现象反映了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悖论”:农业补贴政策受众群体在政策外部刺激下做出的行为以及取得的效果似乎与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效果并不吻合。我国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种粮土地由分散化、细碎化逐渐走向规模化，农业经营方式由单一的小农经济逐渐走向专业化、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农户主体逐渐形成。在此种新形势下，研究农业补贴政策对资源禀赋异质性农户的政策刺激性效果是否有差异?如果有，那么原因有哪些，如果没有，原因又是什么?

二、文献综述

总体来看，早期国内学者对农业补贴的研究大多是从政策特点、补贴力度、立法等方面研究，钱克明(2003)构建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我国目前农业的补贴水平，主要涉及“绿箱政策”的支持结构与效率，发现中国“绿箱”支持存在巨大的漏洞和空白，认为该结构被严重扭曲;程国强02009)认为根据发达国家多年来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实践经验，要设立明确的政策目标;以价格支持为基础，逐渐向收入补贴转型;以挂钩直接补贴为主;农业补贴易增难减;注重政策措施的衔接配套。郑风田等(2014)基于农民满意度对农业补贴政策实施现状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以不同农业主体为研究对象加以研究，刘滨等(2014)对种粮农户生产行为，朱颖（2012）对我国粮食生产组织形式，李明桥(2012)对农业政策、农户行为与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之问的联系进行了研究。

随着我国独特的农业补贴政策的推进以及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的现实，研究者开始对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绩效进行探索性研究。例如，翁贞林(2009)采用因了分析和模糊矩阵评判法分析对定义的5大类14小类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得出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最满意、对生产与销售市场的情况最不满意的结论。韩红梅等(2013)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了农户对粮食补贴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得出，农户的年龄和性别对农户满意度没有影响，农户的教育程度对满意度有正向影响，打工经历、对农机购置补贴评价对满意度有负向影响，农户的补贴认知程度、种植面积、补贴是否调动了种粮积极性、土地流转评价对满意度产生了正向影响。姜白臣等(2013)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方程分析了新农合农户满意度。郑风田等(2014)通过对山东省农户问卷调查统计得出当地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支持率较高，但满意度一般，并提出调整农业补贴依据让实际种地农民获得补贴。

从国外研究来看，最初的研究旨在为补贴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提出了农业弱质性理论、农业公共产品属性理论以及农业外部性理论等。从农业补贴政策分析方法来看，WTO C 2001)提出综合支持量( AMS)的方法，OECD （2007)提出了生产者等值、消费者等值和一般服务支持等值方法。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补贴标准进行定量分析和模拟分析，如Deborah S et al （2004）运用局部均衡模型研究了农业补贴对发展中国家家庭购买食品价格平均水平的影响;  Honma etal （1985）分析农业补贴水平的决定因素的计量经济学分析；Tyers （1986）在分析农业补贴对价格、贸易和福利的影响时运用了市场局部均衡模型.Timothy C 1993)研究了中、东欧在对激进的土地改革中所采取的支持政策，并梳理了支持政策效果.Josling T （2015）提出了生产者补贴等值方法(Producer Subsi街Equivalent，简称PSE)来估计和测算世界主要国家的农业支持水平，通过公式计算农业补贴政策实施后，农业生产者货币价值对消费者和纳税人转移支付.LIU Ying  02014)认为粮食直接补贴是当前条件下的一项重要的农业补贴政策，比粮食价格保护政策和其他政策更有效率，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政策在长期运行中不适应社会的利益。也有国外学者对中国的政策进行研究，如Gale （2005）认为尽管2004年中国对农户实行了直接补贴政策，但是并没有对粮食产量增加起到很大的刺激作用。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农业补贴的研究大多是从政策特点、补贴力度、立法等方面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改进我国农业补贴方式、加大补贴力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国内的满意度测评方法运用的比较成熟，但其在农业补贴政策研究上的运用案例不多，缺乏关于不同农户或不同农业经营主体对其白身享受农业补贴政策的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对比分析，更不能细化分析农户满意度程度情况。

三、数据来源说明及研究对象界定

  (一)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白国家白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补贴政策实施绩效与政策优化研究—基于不同资源禀赋农户视角”所搜集的数据，课题组于2015年调查了江西省各个不同市县的农户实际情况。共发放问卷750份，经过严格筛选，得到有效问卷606份，有效回收率80.8% 。

  (二)研究对象界定

本文研究目的是资源票赋异质性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满意度是否存在差异性。现有文献往往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角度的不同，对农户类型做出不同划分。有的学者以农户的投入状况和经济收入状况为依据来划分农户类型。潘菲等(2015)按非农化程度的高低以及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差异，以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投入方向、家庭非农收入所占比重这两个指标为标准来划分农户类型，先根据农户生计活动中有无非农活动将农户初分为纯农户、兼业户和非农户，然后按照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将兼业户细为一兼户和二兼户。有学者提出农户票赋理论划分方法，例如罗必良等(2015)在农地流转的研究中，将农户i}赋的各观察值提取3个主成分，分别命名为非农票赋(非农收入)、劳动力票赋以及农地票赋。李尚蒲等(2011)选取了土地资源票赋、人力资本票赋、物资资本票赋三个指标对广东省农户的票赋特征、选择偏好与农地流转进行研究。温继文等(2014)根据收入、学历、农地大小将农户分为高票赋和低票赋两组农户对比。尽管土地流转行为是农户较常见的决策行为。但是以农户决策行为目标为依据的农户类型划分方法比较少见。因此，总体上看，不同学者根据研究目的不同，划分农户类型的方法存在一定差异。

本文根据农户是否具有土地流转行为，区分为“转入户”(只具有耕地转入、没有转出行为的农户)和“非转入户”(只有耕地转出、没有转入行为的农户)。根据江西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如果没有进行土地流转入，则可以推断为“小规模农户”“小户”“一般农户”，或称为“小农户”，如果具有土地流转入行为，则可以推断为“大户’，“规模农户”或“家庭农场”等，这样就把多元对象化为二元对象。在数据筛选过程中，考虑到农户可能同时具有耕地转入和转出的双向行为，如果该类模糊双重性样本容量占比较大，则无法准确完成对“转入户”与“非转入户”的补贴满意度比较。因此，为进一步明晰农户类型的分类界限，笔者对已有样本进行筛选，进一步对其以问卷中“有没有把白己承包的土地转租给他人经营”进行分类。

  (三)数据统计描述

606个有效样本中，农户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比1.3%} 30一40岁的占比13.6% } 40-50岁的占比36.7%、 50-60岁的占比30.7%、60岁以上的占比17.7%。男性占比90.5%，女性占比9.5%。教育程度为半文言的占比8.2%，小学文化的占比31.7%，初中文化的占比43.9%高中或中专文化的占比15.5%，大专或以上文化的仅有4个，占样本的0.7% 。

分类结果显示，94个样本农户表现为均只有耕地转入行为，“非转入户”样本容量为5120 512份“非转入户”数据中有土地转出行为的农户有86户，占比17%;没有土地转出行为的农户有426户，占83%，该项统计表明，实际样本512个“非转入户”的家庭承包责任田部分或者全部白己耕种。考虑抽样调查结果中，两种样本容量占江西省各农户总量比重接近，因此直接使用该抽样数据。

1.资源票赋异质性农户对补贴政策整体满意度。

“转入户”中认为白己对农业补贴政策非常满意的占7.4%，比较满意的占77.9%，不满意的占13.6%，很不满意的占1.1%;“非转入户”中，有7%的农户表示非常满意，74.9%的农户表示满意，不满意的占17.3%，很不满意的占0.8% o

2.收入激励效果。

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的收入影响能直接反映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心理影响。

在“转入户”的统计结果中，认为收入因此而增加较大的农户数量占68.4%，认为轻微影响的占29.5%，认为收入不受其影响的占2.1%。在“非转入户”中，认为收入因此而增加较大的农户数量占62%，认为影响不大的占30.8%，认为收入不受其影响的占7.2%。该项结果说明“转入户”农户更认为补贴政策可以促进收入的增加。

3.成本激励效果。

在粮食生产资金来源调查结果中显示，“转入户”中，向农村信用社借贷的农户占11.6%，向民问高息借贷的农户占5.3% 、69.5%的农户依靠白有资金，其中包括农业补贴资金13.6%。而“非转入户”中，向农村信用社借贷的农户占1%，向民问高息借贷的农户占3.1%，依靠白有资金投入生产的农户占76.2%，其中包括农业补贴资金19.7%。该项结果说明“转入户”在农业生产中的生产成本及风险偏好明显高于“非转入户”，得到的农业补贴资金对于农业生产投入总资金占比小于“非转入户”。

4.种植积极性的激励效果。

在“转入户”调查结果中，认为农业补贴政策对其种粮积极性具有促进作用的农户占比25.3%认为有一点点促进的农户占62.1，认为不具有直接促进作用的农户占12.6%。而对于“非转入户”，认为农业补贴政策对其种粮积极性具有促进作用的占15.4%，有一点点促进的占68.8%，认为不具有直接促进作用的占15.8%。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农业补贴政策对“转入户”的种粮积极性激励效果更强。

四、资源真赋异质性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满意度差异比较实证分析

  (一)资源真赋异质性农户满意度影响因素假设

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在研究农户对补贴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时，设农户满意程度为被解释变量，假设解释的白变量类型分为三类:农户基本特征、资源禀赋特征、心理感知特征(见表1）o

1.农户基本特征。

“非转入户”与“转入户”基本特点从均值意义上看表现为:选择流入土地的“转入户”调查农户男性居多，更年轻力壮，教育程度更低，家庭中劳动力最高受教育程度更高，担任过村干部和加入了合作社组织的农户更多，种植面积更多，但年末家庭总收入却更少。通常意义上看，会选择转入他人土地的农户应该具备相应的家庭劳动力，对收入需求比较高，但是往往受白身教育或家庭负担条件限制不能外出务工取得更高的工资性收入，转入土地种粮增加收入是重要增收渠道。因此，假设农户白身基本特征会影响农业补贴政策对其白身满意度评价影响。

2.资源票赋特征。

刘滨等(2014)验证了不同资源桌赋农户对扩大种植面积具有影响，而农户扩大种植面积的积极性是农户对补贴满意度的具体体现。因此，假设农户白身拥有的资源条件越优越，农户满意度水平越高，这一点理论上对“非转入户”和“转入户”会有相同影响，因此做出相应假设。均值表现结果为:“转入户”的地理环境禀赋和迁徙意愿禀赋更强，而“非转入户”的交通资源禀赋、市场资源票赋、非农收入能力票赋更强。表示“转入户”的居住地理环境更为平坦、利于扩大种植，但是交通却不是特别方便、市场条件也有限，因此这部分农户更愿意迁徙到外面去;而“非转入户”的交通相对更发达，非农能力更强，因此选择把农田流转给他人而外出打工的农户较多。

3.心理感知特征。

农户心理感知特征的测量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特点，不同农户对不同的政策评价或白身条件评价不一定会有相同标准。与“非转入户”相比，“转入户”认为白己对补贴政策的了解度更高，并且都更认为农业补贴政策可以促进种粮积极性和加快土地流转，但是在其对白身收入水平的预测中，他们对白己的收入水平评估更高，这与收入水平均值对比结果不符，表明这部分农户的心理满足度要更高。

(二)研究方法选择

由于研究假设变量均是多分类变量，因变量和白变量都为多分类变量且有序，即满意度程度具有从深到浅逐级递减的有序特点，考虑使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该模型最主要的优点是不仅可以进行多分类，还可以考虑结果的有序性，可以使研究程度更深入。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的公式为:

在式(1)中，i代表白变量向量行数;j表示因变量Y的分类;k表示白变量的个数;α_j表示常数项;β_k为回归系数项，如果β>0，表示随着X_i的增大，Y落在有序分类值更小一端的可能性更大，如果β<0，则反之;π_ij(Y≤j)=π_i1+π_i2+π_i3+...+π_ij+表示的是因变量Y小于等于J的可能性概率;In为白然对数情况中的对数符号，此模型代表的是累加模型，代表着一种优势比例，又可以表示为:

简化后的式(2)中，回归系β_k表示当其他固定的白变量不变时，某一白变量X_k增加一个单位，Y > j的优势将增加exp(β_k)倍。

  (三)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能够影响“非转入户”对国家农业补贴政策满意度的显著性影响因素主要是外出打工经历、担任村干部情况、收入水平层次白我认知和迁徙意愿票赋。其中，外出打工经历和担任村干部情况以及迁徙意愿是正向影响。“非转入户”外出打工的经历越丰富，对农业补贴的满意度越高;担任过村干部的农户比没担任村干部的农户满意度评价高;迁徙意愿越强烈的农户满意度水平越高;由于农户收入水平白身定位的变量设计方向与满意度程度设计相反，而回归系数-0.85为负数，则表示农户对白身收入水平的定位越高，农户满意度越高，并且农户对白身收入水平的定位每增加1个单位，满意度程度提高1.340倍(e^0.85=2.340)。

回归结果显示，“转入户”满意度的显著性因素主要有性别、当年现金收入水平、迁徙意愿票赋、农业补贴政策对种粮积极性的促进效果。根据系数估计结果显示:男性农户满意度水平普遍要比女性高;当年现金收入白变量设置值是由少到多，与满意度程度设置相反，所以回归系数一0.559的回归结果解释是现金收入越高满意度水平越高，且可以模糊解释为现金收入每提高1个单位，农户满意度水平提高47.9% . E^0.559=1.479;农户对补贴政策促进种粮积极性的心理感知越积极则表现满意度水平越高;“转入户”的迁徙意愿也显著影响其满意度感知，只是与“非转入户”影响结果恰好相反，表现为迁徙意愿越强烈，满意度水平越不高。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1.农业补贴政策的满意度较高，但资源票赋异质性农户满意度儿乎无差异。

虽然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满意度比较高，但是通过对农户分类比较后发现，不管农户是否转入他人土地种粮食，其对农业补贴政策满意度的总体评价儿乎没有差别。分类后的各农户满意程度分布儿乎一致，呈近似倒U形，“满意”评价人数均显示最多。“很不满意”的人数只有极个别人数，但是“不满意”人数均在10%}20%，这部分人群的满意度评价值得重视，往往其不满意因素包含着政策实施改进存在的重要方面。

2.补贴力度不够，农业生产弱质性特点明显。

尽管在对农业补贴的整体满意度评价时，耕地“转入户”与“非转入户”的满意度儿乎没有很大差别。但是“非转入户”的年均收入值却高于“转入户”，且农业生产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比重不大。农业生产收入是衡量农业产值和农民社会地位提升度的重要指标，调查结果显示种地多的农民年均收入却低于不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体现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同时，体现了农业补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力度不够，不足以成为种粮农户的直接性收入支持政策。

3.补贴政策的针对性效果不强，效率不高。

对于转入土地种粮的农户与不转入土地农户而言，只有对农机购置补贴的需求评价略有区别。现行的农业“四补贴”在制度设计上应各尽其责，各有目标，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农户只关注最终补贴资金总额，只是作为一个差异并不大的数字显示，不同补贴政策的实施目标针对性并不明确，补贴效率并不高。补贴发放的合理性关乎农民的满意度评价和补贴目标的实现，如果按照承包证面积发放，显然不符合补贴激励目标的初衷，但是如果按照实际种粮面积核发，随着农户种粮面积的变更，地方政府对土地登记和核实工作复杂，劳动量大，可操作性不强，转出土地的农户亦可能提高土地租金，种植农户的补贴资金被转嫁到原农户手中，补贴目标也难以实现。

4.补贴政策实施略失公平，补贴机制有待完善。

政策实施的效率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其公平性和农户切身满意度体会情况。撂荒的农户没有农产品产出，没有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却可以获得农业补贴，或者农户把补贴资金当作一种额外收入用于其他消费都没有符合补贴目标的实现。耕地转包转租的农户仍可获得补贴，转入或者开辟荒地的农户却不能获得补贴资金，这对于这部分具有扩大种植面积能力的农户而言，显然不公平。对于符合种粮大户的却没有拿到大户补贴的农户，其对额外补贴、信贷优惠、农业保险政策以及获取渠道的不了解导致得不到相应补贴，也是一种相对不公平待遇。

  (二)政策启示

1.调整补贴标准，保证农业补贴政策兼顾公平与效率。

虽然提高补贴标准可以提高农户的农业收入特别是粮食收入比重，但是从模型结果来看，农业补贴政策并不能提高所有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因此，为保证农业补贴政策兼顾公平与效率，建议逐步提高种植优质粮食的耕地和具有较强农业生产经营能力的农户的补贴标准。

2.进一步完善现有补贴方式，慎用“普惠制”的做法。

进一步完善补贴发放方式，将粮食生产者补贴方式细化，取消普惠制的补贴方式。其中，粮食直补要落实按实际粮食播种面积进行直接补贴，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可以与农村小额信贷、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等惠农政策进行信息共享，以减轻烦琐的工作环节，提高政策效应。

3.农业补贴分配的受益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很大的问题和争议。

理论上讲农业补贴补给的是农业种植者，激励土地得到合理利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但是，从市场白由调配角度上看，如果土地持有者抬高土地租金，也足以转嫁那部分补贴回来。政府需要提出合理有效的补贴分配机制，从公平合理的角度给予种粮农户最大的鼓励，使其享受到国家补贴。

4.扩大补贴方式的选择空问，不断开辟灵活多样的补贴方式。

虽然增加补贴资金是提高农户粮食收入最直接的途径，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农业补贴资金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因此，可以推行问接提高农业效率的方法，将农业补贴方式选择范围扩大到农民良种法培训、经营管理技能培训等，增设农民培训相关补贴政策。例如，资助农民经营技术培训，对营销技能型的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其市场经营能力。此外，将农业补贴政策与社会保障相结合，将农业补贴资金纳入农民社保资金中，也是一种值得考虑的补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