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数据，本研究基于“代际”视角，分析了流动人口体育参与和幸福感的关系特征、影响机制和代际差异，实证检验了“体育参与假设”、“体育参与的代际差异假设”、“幸福感影响的代际差异假设”和“体育参与的代际差异假设”。主要研究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对其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和“社会资本”是影响体育参与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重要机制。由于主流的流动人口幸福研究没有关注体育参与的影响作用，而体育界的体育和幸福相关研究也忽视了流动人口。本研究利用全国的调查数据发现，体育参与对于流动人口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与诸多国内外学者对普通公众的分析相吻合。流动人口进行体育参与的过程中，除了增强体质，还可以在体育参与过程中增强与他人的交流与互动，产生如信任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的社会资本，为流动人口带来正向的幸福体验。

第二，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两代流动人口获得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存在显著不同。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而言，男性、已婚、无工作压力、家庭高收人、收人不平等、社会阶层认同高、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健康和公平感均能显著促进其积极幸福体验，这些因素对新一代流动人口幸福影响不显著。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而言，只有健康、公平感、信任和购买医疗保险才显著促进其积极幸福体验。可见，经济状况更能促进老一代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提升，但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此不敏感。实际上，无论是新生代流动人口还是老一代流动人口，都关注社会公平、平等的权利与福利待遇，而统计结果表明社会流动、社会不平等变量对老一代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显著，而对新一代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也恰好验证这一假设。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新生代流动人口”相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虽然在职业上实现了农转非的转换，但是由于传统城乡二元制度的制约，这种在职业地位上的向上流动并没有真正实现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地位的上升流动因。因而，由收人不平等带来的“隧道效应”也变成了负“隧道效应”，让新生代流动人口感到同辈群体摆脱困境实现上升流动的社会事实变得非常渺茫，也难以激发其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反而打击其努力向上的信心，产生消极幸福体验。此外，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基本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因制度缺失、规划落后、供需错位、政策延续性差等问题，并没有真正发挥其作为“保护网”、“稳定器”和“安全阀”的作用。因此，如何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机会公平，消除体制歧视，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相互促进成为政府工作和学术界一个丞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体育参与对新生代与老一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体育参与能显著提升老一代，尤其是女性老一代流动人口幸福感，但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此不敏感。这与老一代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老一代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行为特征和观念有关。新生代流动人口“发展性”需求，更多是把体育参与当作一种生活化方式，“从不”参与体育运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比例占了3}.} 1 %，而老一代的接近一半(49.03%，这可以看出体育参与对于新生代而言承载的不仅仅是最基本的加强体质的作用。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率虽然比老一代高，但是并未能满足他们的体育参与预期。这也说明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流动人口内部发生分化，形成若干异质性群体。在未来流动人口公共体育服务设计中，也应针对流动人口体育参与不同代际需求，构建与流动人口切身利益相关的多元化和差异化的公共体育服务政策。

本研究基于CGSS2012数据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可以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然而，流动人口总体的体育参与率并不高，“从不”进行体育参与活动的占了43.64 %。影响流动人口体育参与的因素除个体人口社会特征外，还与体育政策及其他相关社会保障制度有着密切关系。那么，在政策层面将全民健身体系与其他的社会保障体系相融合，保障流动人口平等的体育参与权利，为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多元化的公共体育服务活动，真正满足流动人口体育参与差异化需求，从而提升其体育参与水平，更好发挥体育参与促进流动人口的积极幸福体验的作用，是未来政府和学界共同要思考的问题。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不少局限性，可以在下一步的研究进行更具体、深人的分析:首先，是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从代际的角度来分析体育参与对其幸福感影响，但LU55问卷调查的体育参与变量测量比较简单，因而没有考察体育参与其他维度和方式对其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其次，流动人口所在城市公共体育服务也是影响其体育参与和幸福感关系的重要机制，这可以进行进一步设计，更准确地评估城市公共体育服务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为构建更贴切的差异化流动人口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献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