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响因素、脆弱性与网络绩效之间的关系解析

产业共生网络运行效果如何是合作各方所关注的焦点。学术界普遍采用网络绩效予以衡量，并将其作为结果变量检验各因素的影响效果。如，卢福财和胡平波(2015从网络开放性、适应性、和谐性和增值性来反映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网络的运行效果，并检验外部因素、网络因素和企业因素对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网络运行的影响效应;Martin ( 2015从能源分配、系统扩张和原料节约对生物燃料生产者共生网络所产生的环境绩效进行衡量，并研究税收激励、市场营销、资源共享、环境意识等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这种研究范式隐含的逻辑是以影响因素为因，网络绩效为果，从“原因、结果”的逻辑阐释影响因素与网络绩效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系统在内外因素十扰下经历了复杂的动态演化过程，影响因素与系统绩效之间并非表现为直接的因果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过程“黑箱”，这是理论研究函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动态演进过程，应选择一种能够表达过程变化的指标。国内外已有不少文献在研究绩效产生机理时加入了能力这一要素，采用动态能力反映各种因素作用下系统的演进过程，形成了“因素(Faotors、能力(Capaoity}、绩效(Performance”的FCP研究逻辑(仁宗强，2012)即，影响因素是系统动态能力的前因，而系统绩效又是动态能力的转化结果，动态能力在影响因素与系统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但动态能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学者们又从各自研究需要选择一些关键变量。如，吸收、适应、创新能力(Wang C L , 2007 )，感知、学习和重构能力(Wilhelm H , 2015 )等。这种缺乏统一变量选择的研究范式，显然不利于理论的规范化发展。此外，上述有关动态能力的测度指标都未充分反映系统在内外因素十扰下的应对能力。

系统脆弱性既可作为能力(过程)变量，也可作为绩效(结果)变量。其能力体现为系统的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力，其绩效反映为“不良”绩效，即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欠仕。引入脆弱性概念用以剖析影响因素作用下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及其结果，与FCP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本文沿用主流的FCP研究范式，将系统脆弱性作为绩效变量，体现为增值性不强、共享性不足和生态性不仕，用于反映系统“不良”绩效;用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力三个反映系统行为能力的指标衡量网络动态能力，并作为中间变量，用于揭示影响因素与网络脆弱性(“不良”绩效)之间存在的复杂“黑箱”。由此，形成了“因素(Factors能力(Capacity)脆弱性(Vulnerability )”的FCV研究逻辑。即内外影响因素的扰动会削弱网络动态能力，进而降低网络绩效水平，将网络动态能力作为影响因素与网络脆弱性之间的中间变量符合现实逻辑。

(二)融合SCP和CAS的脆弱性影响因素概念模型

前文通过文献梳理，提炼出共生单元素质、网络结构特征、共生机制属性、网络氛围和环境不确定性等影响因素。但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怎样的交互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对网络运行绩效产生影响尚不清晰。FCV研究逻辑给出了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脆弱性影响机制的主线，但却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SCP范式和CAS理论都能为阐释系统脆弱性影响机理提供理论依据，但又都存在各自的不足。将二者有机融合，克服各自不足，有助于实现对系统脆弱性影响机理的全方位解析。

1.SCP范式对FCV研究逻辑的解释

美国哈佛学派代表贝恩((J.S.Bain)和谢勒(Scherer)提出的结构(}9truotnre}、行为(Conduot)、绩效( Performance(简称SCP范式)认为，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又会对资源配置效率起决定性作用，从而决定市场绩效[[45]30。这一研究框架由于具有逻辑的清晰性和阐释的透彻性，成为产业组织管理研究的系统参照系。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是城市废弃物供应者、回收者、资源化企业和再生利用企业等各类微观行为主体互动形成的生态产业组织，SCP范式对于该主题研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根据SCP范式，在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中，网络结构决定共生行为，共生行为又决定网络绩效。其中，网络结构反映了节点间的关联关系，不同网络结构内共生单元间合作的频率、深度和持续时间存在差异。系统脆弱性是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力相互作用的函数，而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力反映了共生单元在遭受冲击后的行为能力，它们既是共生单元的行为表现，也反映价值创造能力，兼具行为与能力双重含义。处于不同网络结构中的共生单元，会表现出有差别的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力。例如，网络密度越高，共生关系越复杂，共生单元间信息交流越频繁，就能够更快速而准确地感知环境变化，并采取有效的十预调控策略，从而增强对环境变化的免疫能力和恢复能力。不同的共生行为产生各异的系统绩效，物质交换越频繁、知识共享越深入、利益协调越顺畅，系统运行效果就越好。如果系统在遭受冲击后表现出敏感性不强、适应性不仕、恢复力不足，系统就容易陷入低效运行状态，面临增值能力下降、社会共享程度降低、生态环境恶化等“绩效不良”的困境。由此，可以将SCP范式调整为“结构(}9truotnre}能力(Capaoity} }脆弱性( Vulnerability )”的SCV范式。SCV与SCP在逻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仅仅是将网络结构作为影响网络动态能力的一种因素，并采用脆弱性衡量系统的“不良”绩效。网络动态能力是架起网络结构与网络脆弱性之间关系的桥梁，这也证实了FCV逻辑思路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然而，SCP范式属于静态经验分析方法，认为结构、行为和绩效三者之间存在传递性的线性关系，过度强调结构的作用，而将政府政策、制度、科技、金融、文化等视为外生变量。此外，SCP范式的应用以完全市场经济为假设前提，将“有效竞争”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且重点针对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徐枫等, 2015 ) }45I30。由于“城市矿产”开发具有巨大的生态价值，是解决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具有战略性和新兴性。这就决定了行业的公共属性，导致其难以实现完全的市场化，需要借助政府“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而且，中国“城市矿产”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产业集中度还很低，市场仍然处于无序的恶性竞争状态。大量企业集中在产业链前端的回收、拆解环节，在产业链高端的资源化和再生利用环节尚未形成竞争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201。因此，开展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研究不能直接套用SCP范式，而必须对其加以修正。

对于市场竞争充分的产业，政府并非市场的直接参与主体，而是通过调整外部环境，间接影响企业行为。但对于发展不成熟且带有公共属性的再生资源行业，政府由于掌握着多种战略性资源的控制权和分配权，其作用将突破传统的宏观调控职能。不仅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准入规制、再生产品采购等方式发挥激励、宣传、引导或制约等职能;还可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开展大型垃圾分类回收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和设备研发，直接参与城市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李浩等,2015)。政府政策支持对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形成与演化发挥着直接作用。因此，本文将政府政策支持纳入到SCV理论框架中，形成G-SCV范式，如图1所示。政策支持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演化升级，提升网络绩效。这一支持过程有三条路径:一是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金融支持等措施直接扶持产业发展;二是通过政策支持扩大网络规模、提高网络密度、增强网络中心性等提升网络动态能力，进而间接影响绩效;三是通过政策支持提高系统对内外十扰的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力，削减系统脆弱性，影响网络绩效。

2.CAS理论对G-SCV范式的拓展

SCP范式从理论视角对FCV逻辑思路的合理性和适用性进行了解释，给出了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影响机制的逻辑主线。然而，根据产业实际对SCP范式修正提出的G-SCV研究范式，只考虑了网络结构、政策支持等因素影响，还鲜有将主体特征、合作机制等作为重要因素引入到研究框架。此外，虽有一些SCP修正模型将政策、金融、科技等环境变量纳入到模型中，但大多研究都将各类影响因素作为逻辑起点，主体行为作为中间变量，产业绩效作为逻辑终点，没有考虑不同因素影响路径的差异，且忽略了作用机理发生的权变情境因素，难以反映系统脆弱性形成机理的全貌。因此，本文借鉴CAS理论，对G-SCV范式进行拓展，进而实现对系统脆弱性影响机制的理论建构。

1)CAS视角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脆弱性影响机理

美国霍兰( Holland)教授提出的CAS理论，为人们认识、理解、控制和管理复杂系统提供了新思路，已在众多学科领域得到广泛应用。CAS理论强调系统主体的适应性和发展动态性，认为任何组织都是由行为主体交互作用构成的网络系统，行为主体具有各自的目标、使命和利益取向，能够在与环境交互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行为模式，实现行为主体间以及行为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协同进化(约翰}H·霍兰,2011)}48}8o CAS具有通用的聚集、非线性、流和多样性4个特性和标识、内部模型和积木3个机制。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具有集聚共生、非线性演化、多流协同和多样性4个特征:(1)在空间维度呈现出集聚特征，表现为向“城市矿产”示范基地集聚，形成以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治理为宗旨的生态功能空间。而且，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产业共生合作的时空范围超越了传统的地理边界和产业界限，可以从更大范围内汇聚资源，通过不同层次、不同领域间的高度协同，实现跨界融合和产业间联动发展。典型地表现为城市废弃物处理产业与再生金属产业、以再生金属为原材料的制造业以及物流业之间的联动发展，形成产业间共生网络。(2)在时间维度呈现出非线性演化态势，遵循着“刺激一延迟一响应一反馈一学习一调整”规律的非线性适应过程，在演化过程中出现藕合、趋稳、混沌、震荡、突变和涌现等不同状态，由此暴露出系统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3)在形态维度呈现出多流协同性，共生单元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流、能量流、资金流、信息流和知识流等的生成、交换、配置和进化，流特征反映了网络演化过程中不同主体间交流介质的多样性。多流协同产生的增值性具有“乘数效应”和“再循环效应”(刘浩，2010)，是推动网络演化升级的源泉。(4)在主体维度呈现出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体现为共生单元的异质性和层次性。异质性不仅体现为种类的不同，还体现为同类共生单元间的能力差异，不同共生单元之间可以形成丰富的共生关系。层次性表现为不同共生单元在网络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有核心共生单元和外围共生单元之分。废弃物的供应、回收、处理和再生利用企业构成了核心共生单元，而政府部门、学研组织、金融机构、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及新闻媒体则构成了外围共生单元。各种共生关系在紧密程度和维持时间上各异，形成了不同的共生模式，带来共生效率差异。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具有标识、内部模型和积木3个机制:(1)标识代表着主体某种特有的属性，可以辨识主体的身份。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各类共生主体都具有其不同的职责和特征，如供应者的类别、回收习惯、知识水平，回收者的回收网络、业务范围，处理者的技术水平、硬件设施，再生利用企业的行业属性、所需再生资源的种类和数量等。这种分工和特征上的差别，成为不同共生单元的标签。例如，一家回收企业和一家资源综合利用企业之间能够形成共生关系必须满足“互补匹配”两个条件:一是两者分属于产业链上分工不同的主体，存在供需关联关系;二是两者之间都具有较强的合作意愿，并且在合作能力上相互匹配。两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职责互补，后者则是个性相融，这两个条件都反映适应性主体标识的概念。不同主体在职责和个性特征上的互补性和相融性，有助于引导共生单元辨别方向、确定目标以及选择合作伙伴及合作方式。因此，标识机制决定了不同主体的供需要求，是不同共生单元间共生关系形成的前提，会对系统价值创造能力演化产生重大影响。(2)内部模型是适应性主体用以根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开展决策的一套程序或规则。不同的适应性主体都会接收到的大量的市场状况、国家政策等各类信息。内部模型是促使各主体主动接受外部刺激并结合自身条件做出及时响应，不断调整自身策略来适应环境变化的内在机制。在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中，内部模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共生单元间合作共生的程序和规则。共生单元通过不断调整物质交换、知识共享和利益协调的具体方式来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内部模型机制与共生机制在内涵上基本是一致的。如果共生单元能够与共生环境匹配进化，那么该内部模型就是有效的，否则就是无效的。无效的内部模型机制将无法对内外环境变化做出及时、准确响应，将削弱系统的价值创造能力。(3)积木是CAS的基本模块，在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中，发生交互作用的各共生单元都是积木。积木机制是共生单元为了适应环境变化而进行的重新排列组合，其实质是对共生关系的重组，而共生关系重组的结果是网络结构发生变化。共生单元利用积木机制进行共生关系调整，改变共生网络结构，以适应环境变化，体现了复杂适应系统的进化过程。如果新的网络结构能够适应环境变化，那么该积木机制就是有效的，否则便是无效的。无效的积木机制将削弱系统价值创造能力，降低系统绩效。

综上分析表明，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符合CAS的普遍特征，是一个多主体组成的动态、适应、演化的CAS。在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中，多样化的共生单元将根据内外环境变化，从各自条件(特征)出发，适时地调整共生机制和重组网络结构，形成不同价值创造能力的“创造性空间”。“创造性空间”内部共生单元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知识流和资金流的交换，呈现出不断集聚和非线性演化的态势。标识机制、内部模型机制和积木机制是影响CAS价值创造能力的三大机制。其中，标识机制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共生单元的素质特征，共生单元间分工越明确、价值理念越一致、能力越匹配就越有助于形成紧密而牢靠的共生关系;内部模型机制本质上反映的是共生单元间的共生机制，物质交换机制越完备、知识共享机制越深入、利益协调机制越合理，就能产生更大的共生能量;积木机制是共生单元间通过调整共生关系来改变网络结构特征的功能，网络结构变化是积木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网络动态能力是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力相互作用的函数，可以用以衡量系统的价值创造水平，网络动态能力与价值创造能力存在内在一致性。根据FCV研究逻辑，网络动态能力便成为共生单元素质、网络结构特征、共生机制属性与网络脆弱性之间相互关系发生背后的作用机理。

此外，CAS中的标识机制、内部模型和积木机制三者之间还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因此，共生单元素质、网络结构特征和共生机制属性也存在交互作用关系:(1)共生单元素质是网络结构特征变化的基础条件，共生单元间共生意愿越强烈、共生能力越强，就能形成更加复杂的网络结构。共生单元会根据网络结构状况调整其适应性行为，带来共生能力的变化，从而形成新的素质特征。(2)共生单元根据探测到的信息与已有的图式集进行匹配与反馈，不断对现有共生关系进行修正调整，将带来网络结构的变化，而网络结构变化又会促使共生单元对共生机制进行调整，促使彼此实现动态匹配。即共生单元对内外环境的不断刺激、反应，会带来共生机制的调整与优化。(3)共生机制作用发挥的好坏首先取决于共生单元的选择，有效的标识机制是共生机制功能发挥的前提;同时，共生单元也会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共生机制，共生单元间借助共生机制提升共生能力，其结果会带来共生单元意识、态度及能力的变化。

2)CAS视角下系统脆弱性影响机理的权变情境

现有研究从网络氛围和环境不确定性两个层面分别探讨了内外环境特征对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运行绩效的影响。从CAS视角的“系统复杂性与环境复杂性匹配观”来看，一个CAS的“创造性空间”要获得新的突破，必须适应环境变化。然而，环境动态性使得这种匹配关系随时发生波动，如果系统复杂性不能与环境复杂性实现协同演化，将导致系统“创造性空间”的萎缩[4A]62。共生单元素质、网络结构特征和共生机制属性反映了系统复杂性，内部网络氛围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表征了环境复杂性，脆弱性则成为衡量系统复杂性和环境复杂性之间难以匹配进化的变量。在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中，各共生单元之间采取不同的共生行为会带来不同的系统复杂性状态，而共生行为的选择不仅取决于系统复杂性特征，还与其所嵌入的环境息息相关。因此，借鉴CAS“系统复杂性和环境复杂性匹配”思想，本文认为网络氛围和外部环境特征是影响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脆弱性的权变情境，只有实现二者的匹配进化才能实现“创造性空间”的拓展。

(1)网络氛围的调节作用。霍兰认为，CAS是由大量用规则描述的、相互作用的适应性主体组成的系统。在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中，每个共生单元都是适应性主体，共生单元间形成不同紧密程度的共生关系，给系统带来不同的复杂适应状态。共生关系的紧密程度不仅取决于共生单元特征，还与它们嵌入的网络环境密切相关。以信任、尊重、互惠、友好为特征的网络氛围，能够促进共生单元间形成紧密的共生关系，增强系统复杂性，产生更大的共生能量，反之亦然。可见，共生单元嵌入的网络氛围对其共生能力具有调节作用，而共生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网络动态能力。因此，网络氛围在共生单元素质、网络结构特征、共生机制属性与网络动态能力之间发挥了调节作用，是上述作用机理产生的重要权变情境。此外，网络氛围在网络动态能力与网络脆弱性之间也发挥调节作用，能力相同的共生单元嵌入到不同的网络氛围中，也会产生有差别的绩效。但网络氛围的调节作用在网络构成要素向网络动态能力转化阶段表现得更为突出。(2)外部环境特征的调节作用。系统受共生单元素质、网络结构特征、共生机制属性及内部网络氛围的影响会形成有序、稳定、混沌边缘、混沌、无序等不同复杂性的CAS状态，不同状态下的网络能力各异。根据CAS“系统复杂性与环境复杂性相匹配”思想，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复杂性如果不能与外部环境复杂性相匹配，将会使CAS状态朝着混沌和无序方向演化。而网络处于混沌、无序状态，意味着其动态能力不足，其绩效必然欠仕。由于外部环境具有动荡性特征，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当外部环境发生激烈变化，而系统调整却未能跟上外部环境变化时，就会出现系统复杂性与环境复杂性不匹配，匹配程度越低，网络动态能力的转化效率越差，网络绩效就越不理想。因此，环境不确定性在网络动态能力与网络脆弱性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当然，系统复杂性与外部环境复杂性的匹配程度发生变化也会导致系统动态能力发生波动，环境不确定性在网络要素特征与网络动态能力之间也发挥调节作用，但更多表现在网络动态能力向网络绩效转化阶段。

3.基于SCP和CAS融合的综合框架

从SCP视角来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演化升级过程是共生单元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不断巩固、调整、拓展共生关系，提高系统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力，从而实现网络绩效提升的过程。从CAS理论的“四大特征”和“三大机制”来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价值创造能力受到共生单元素质、网络结构特征和共生机制属性的直接影响。根据CAS“系统复杂性与环境复杂性匹配观”，共生单元间交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系统必须与环境复杂性匹配进化，网络氛围和环境不确定性是反映网络内外环境特征的两个变量，发挥着调节作用，属于上述机理发生的权变情境。

修正的G-SCV范式将政策支持纳入到SCP范式中，将政策支持视为直接驱动因素。因此，应将政策环境从权变情境中剔除。主流研究通常认为政府政策支持能够促进产业发展，但这种正向促进作用隐含的前提是政策是有效的。然而，政策并非都是有效的，不仅存在无效政策还可能存在敌对性政策，敌对性政策是由于政策设计失误或漏洞导致资源配置方式扭曲，对产业持续成长形成约束的错误政策。这种政策不仅不会促进系统演化升级，还将产生抑制效果，甚至带来致命性伤害。借鉴宗刚和李盼道(2016 ) }SO}、童心和于丽英(2015等的研究成果，用政策针对性、前瞻性、灵活性及协调性来衡量政策有效性。类似于政策支持会带来网络结构变化，政策支持也会对共生单元素质和共生机制属性产生影响，而且网络结构、共生机制和共生单元特征变化也会产生政策调整需求，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

综上分析，将SCP和CAS有机融合，形成了“因素、能力、脆弱性”的间接路径;同时，考虑到各个因素会直接对网络绩效产生影响，形成“因素、脆弱性”的直接路径。由此，构建出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脆弱性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