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进人新常态，公共债务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从历史视角来看，“强本开源”“轻赋薄敛”“量人为出”一直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财政思想。然而，战争赔款和军阀混战最终使得清王朝和国民党政府陷人巨额财政赤字的泥淖。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并没有继承国民党政府欠下的巨额外债，因此与美国不同，新中国政府的诞生并没有伴随着大量的公共债务。面对经济建设的巨大挑战，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政务院正式提出了发行公债的提案。60多年来，中国公共债务发展大致可以归纳为五个阶段，当前中国公共债务余额主要为1994年以来积累的结果。如果不考虑养老金缺口和地方债务问题，按照审计署的审计结果，如果以2013年6月底的数据计算，当前中国公共债务总规模为123841.04亿元，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债余额超出近50%，债务负担率为21%}如果将地方债务纳人公共债务，债务负担率为51%。对此，尽管社会各界存在争议，但总的来讲，相比美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而言，中国公共债务的风险总体处于可控状态。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中国财政赤字还将继续增加，作为赤字融资的手段—公共债务的规模也将继续扩大。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支出上升的主要动力在民生支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文教支出的增加，经济增速的下行将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民生支出的刚性特征将进一步凸显，财政支出仍将走高;另一方面，中国的税收体系以流转税为主体，经济学分析表明，大部分流转税最终由消费者负担，而且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在经济增长疲软的态势下，财政收人也将低迷。要化解公共债务规模的潜在风险，笔者认为关乎以下几方面:第一，坚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厘定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在提升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减少甚至退出对微观领域的干预;第二，推进税收体系改革，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改革的方向在于如何改善收人分配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第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下，放弃以往选择性的产业政策，积极研究制定功能性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