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审美文化的兴起和文学艺术世俗化的进程也带来了生活美学的勃兴。无论是文学对日常通俗生活“一地鸡毛”式的描绘，还是现代艺术对主体身体的发掘;无论是摇滚乐、肥皂剧等大众审美文化的市场消费伦理和文化生产，还是精英文学的新写实和个性解放，都实现了美学层面的重新调整与变革，使得主体性彰显的生活美学得以建构，“当代艺术也以‘反美学’的姿态走向观念、走向行为、走向环境”。当然，此语境中的“生活”是以主体为核心的，以人的感官性、生存性为基础的活生生的生活状态。其实这是与“美学热”中的形象思维、感话语和实践主体论相一致的话语体系，只不过是将哲学家与美学家在思想层面的理论转化成了现实中可触可感的美学样态。在“美学热”的讨论中，感性曾一度构成了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基础，也成了美学生发的前提;而一旦感性被运用到普通大众的生活中，它就成为以身体化和感官化为核心的美感体验，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超验存在，不再是诸如现代艺术的“孤芳自赏”与“审美区隔”，而是在对大众文化“震惊”般的体验中获得“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这便是触发美感产生的第一个层面。审美以其广泛的形式渗透到电影电视、流行歌曲、通俗文学之中，并带给接受者以感性直观的视听冲击和文学想象，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1980年代的生活美学有着其自身独特的话语场域与历史使命，更是以其学科互涉和跨学科性获得了与“美学热”同构的意味。众所周知，“美学热”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式理念，具有强大的美学意识形态指向性和反叛政治的意味;同时美学也成为知识分子介人现实的巨大阵地，他们秉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试图重掌启蒙的话语权，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和勇于探索的创造性理论成为了“美学热”强大的推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学对于思想解放的意义，远远大于美学学科自身建构的价值，美学的感性原则、主体性原则、意识形态功能等，都构成了思想解放和人道主义潮流的重要内涵，从而成为整个社会反思、批判和改革的先导。在此语境下，美学自身的学科属性已经湮没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之中。这样，1980年代“美学热”中的“美学”其实也具有了前学科的公共性，文学、哲学、历史、文化、建筑、服装、艺术等，都纷纷纳人美学的范畴。这也是中国特定历史语境所造成的结果。当然，这一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1987年以后，伴随着学科分化浪潮的推进，美学在1990年代逐步被边缘化，“美学热”趋于消退。所以，1980年代的“美学热”浪潮“还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性思潮存在，尚未与学科体制取得联系’，，启蒙、感性和人道主义分别构成了其价值取向、理论根基和生成因素。知识分子和美学家们并没有对美学学科的逻辑框架、研究对象、历史属性和发展脉络等进行清晰的勾勒，也并没有从学科属性的意义上完成美学的现代化工程，而是将其看做思想转型、感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理论载体。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高尔泰的“美是自由的象征”、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以及关于“异化”问题、“自然的人化”问题与人道主义的争论等，呈现更多的是美学的价值与意义，而对感性的自由和人性的追寻是美学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启蒙的姿态也是公共知识分子话语权的释放。一位美学教授曾经热情地回忆起“美学热”的盛况:“首届中华全国美学会议(1980)在昆明刚结束，美学家李泽厚就应邀顺道来讲学……前去听讲的文理科同学都有。讲演时座无虚席，连过道和窗台都挤满了人(窗玻璃也被挤碎了)。可见，“美学热”给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和人性反思。   

1980年代生活美学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呈现则同样具有独特的意义。在后现代理论中，生活美学是伴随着消费文化和“艺术自律终结”的文化景观同步出现的，“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领域是无处不在的”，所谓的工业文明、理性霸权和主体膨胀已经使人们感到疲惫不堪，而现代艺术和审美自律的精英化取向也产生了内部的分裂，审美现代性更是无法切断与资本主义市场伦理之间的“黄金脐带”，所以后现代的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和波普艺术等，都加强了与生活和感性的联系;文化工业和审美消费也促使了美学向普通大众播撒效应的实现。但是对于中国新时期的生活美学而言，它并没有经历现代化的工程改造，市场经济和文化工业也仅仅是处在起步阶段，所以1980年代的大众审美文化和生活美学就呈现出主体建构与解构并存、启蒙与感性共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纠结缠绕的多元化局面。我们可以从朦胧诗对文学语言表达的探索，感受到身体语言的狂欢;可以在流行音乐、商业电影中感受人的美好，也能通过文学的世俗化改造反观历史与现实。总之，美学此时处在多元共生的复调话语之中。但通过清理思路可以发现，无论是现代性价值取向或后现代性价值取向，生活美学在1980年代同样给大众以感性的启蒙和人性的彰显，其启蒙的诉求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学自身的分歧。无论是带有探索性质的新潮小说与诗歌，还是通俗化的对生活场景的描绘，其内核依然是大众审美感性能力的张扬与告别历史的人性反思。当“文革”时期的理性、政治、意识形态成为规约个体主体性的主导因素时，感性、人性、个体和生活就构成了有效反拨政治统摄的大众审美现代性话语。也正是在此维度上，大众层面的生活美学和知识分子的“美学热”形成了遥相呼应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感性启蒙的美学价值取向。   

如果说“美学热”完成了新时期哲学思想和美学理论方面的启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与官方意识形态分庭抗礼的局面，那么生活美学和审美文化就是发生在民间和大众层面的感性释放与思想启蒙。我们无法使用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对该时期的审美文化进行区分，而只能将其纳人“美学热”的宏大话语和功能的价值评判之中，并继续在人道主义、感性思潮和告别历史的维度审视审美文化的出现和勃兴。由此，1980年代的审美文化也就具有了前学科的多元化性质，通俗的流行音乐、迪斯科舞蹈、港台的武侠和言情小说、商业化电影与新潮小说、女性文学的身体表征、意识流诗歌的意象，共同构成了以生活感性体验为核心的审美文化面貌，使得精英艺术和大众艺术共同参与到感性的启蒙之中，这正如德国后现代哲学家韦尔施的定位:“它正在演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审美活动，当然这里所指的‘审美’不只是指美的感觉，也是指虚拟性和可塑性。”生活美学和审美文化在1980年代更多地彰显了自由、多元、感性和身体的一面，商业因素和消费伦理在当时还没有大规模地渗人文化领域之中，这就保证了通俗文化具有特有的经典化与启蒙化气质，所以邓丽君、金庸、琼瑶、《小花》、《少林寺》等也成为一代人的特有记忆。最终，1980年代的审美文化和生活美学同“美学热”一道，推进了人性启蒙和感性彰显的进程，重建了美学拯救人生灵魂的历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