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设计师品牌在国内时装设计领域异军突起，其特点为以独立设计师为主体，全权负责推广营销的品牌。相比其他传统市场品牌，明显带有其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由于设计师品牌由设计师主导，自然受设计师本人影响强烈，这也体现为品牌代表着设计师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与时装艺术表现形式。

正如同任何新兴事物一般，中国男装设计师品牌刚起步20年左右的时间，并没有长时间的发展历史作为品牌的依托和设计的积淀。甚至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对时尚仅仅停留在衣服的概念上，向来以生产型大国著称，设计力量时至今日相比于西方国家较为薄弱，对于时尚的概念多源于对西方的吸收与学习的状态，并且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性别观念向来保守，这对男装发展的包容性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立足于现代多元、融合的艺术设计语境中，男装设计师通过服装对于自我意识直觉的表达更为直接，而鲜少受到过去性别对服装的栓桔，艺术手笔、灵感来源表现更直白、男女两性固有的性别限制愈加模糊。而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媒体的传播效应也使中国男装设计师品牌拥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在国际时装周上开始展露头脚。

1 本土设计师发展现状

1.1 上官韶:制造混乱、抵抗体制

上官品，1984年出生于福建长汀，而他在本科厦门大学所就读的是视觉传达与广告学双学位，而非服装设计专业出身。当下上官品己然成为了国内著名的新锐设计师。上官品2006年创立的男装品牌SANKUANZ，简约实用是主线品牌的一贯风格，着眼于面料的质地以及穿着的舒适度等基本要素。而他另一个品牌“Undpromotion”则重视服装本身的设计感和在基于面料的设计创新，风格相比主线较为夸张大胆，不断尝试各种面料与色彩的组合搭配，羊毛、棉、亚麻和雪纺都会出现在他的设计当中。

上官品在高中时期，和许多年轻时髦的的同龄人有着同样的爱好，喜欢搜罗各家音响店里的打孔CD，当时他还希望自己能在平面设计领域做出一定的成绩。据对上官品的访问中得知，在进入厦门大学修读视觉传达与广告学双学位以后，他发现自己并不想做一个服务于客户的“乙方”。最开始，上官品所接触的仅是为一些T恤设计图案，而在几年后他愈发开始喜欢上这种用时装去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

2014上官品的男装发布源于与陈天灼的合作，作品集合起来像是一场游乐园的盛典，呈现出一种混乱的视觉现象。这次的主题可以译作“秩序来源于混乱”，着或许与上官品本身对体制内生存的反抗有关。服装中用“呸”、“浑”等脏话来直观表达对流行亚文化、反精英文化的关注。

2015年，他成为了极少数跻身伦敦男装周的中国设计师之一。“我喜欢年轻、有趣、比较有力量的东西，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喜欢优雅，因为我不属于那个世界。”上官品曾经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道。

继2015伦敦时装周后，上官品再次带着他的作品来到伦敦时装周。本次男装作品以中国蒙古这一地域为出发点，游牧民族的调性成为上官品的设计的切入点。男模纷纷束上麻花辫，宽松的服装廓形也体现出东方民族的特色。虽然服装整体较之以往冷静了下来，但在细节以及配饰中仍能看出上官品对时尚的自我解读、对约定俗成的反叛。

1.2 周翔宇:反叛、高贵的青少年气质

周翔宇也是一位出生于1982年的青年设计师，毕业于 Den Haag服装学院。2007年创立自己的品牌Xander Zhou，并将其工作室设于北京CBD建外SOHO o

多年来的专业素养，使得他清楚懂得设计以及品牌运营等一些列工作。他的作品中着重强调性别模糊的概念，呈现出一个个少年气质的存在，而不是刻意而为之的女性化男装。在周翔宇的作品中，常常以立体、现代的设计角度将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元素重新解读。然而在混乱中，周翔宇清楚知道自己想要表达的作品内在。

周翔宇在2013春夏男装作品中的灵感来源于苏格兰童子军制服以及百合花纹样。不仅从模特，设计中色彩、形式的运用都明显表现出设计师对于青少年男性这一形象的塑造。服装的廓形是对花卉的提取与解读，而结构细节中则体现出制服的特点，通过灵感来源的提取，以及设计元素的运用，周翔宇将惜懂、叛逆的青少年在这一特定年龄所呈现出的无性别风格体现地十分完整。

不论是纯色调的黑白、牛仔或者图案元素的运用，周翔宇的作品整体总是呈现出一股清流般的青年气质，叛逆又高贵，而不会随灵感来源的变化而改变，只是同样形象身处周翔宇所塑造的不同境况而己。本季Xander Zhou的主题为Wild West，周翔宇将牛仔形象融合进现代男性中，驼色、深蓝色以及黑色的运用都来源于西部电影中的风格元素，而材质中所运用的皮草、针织、皮革流苏、磨损牛仔同时又在呈现出特有的东方调性。

从20世纪50年代的亚文化历史中可以明显体现出20世纪末期的世界政治格局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况中，政治的动荡使得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以各自鲜明的态度与传统社会进行抗衡与逃避，而服装则成为他们的有力工具，从而男性实现了对传统时尚的背离与颠覆，着装规范与风格以性别模糊这一角度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震慑效果，从而也为男性时尚与男装设计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平台与范围。而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西方设计师品牌则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设计自由与精神自由。国家、民族、政治环境使得西方设计师得以获得了更多地精神指向去利用时尚来表达自我的政治诉求与人格诉求，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男装脱胎换骨，不再承受过去严格的规范，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移位。

论文中以英国设计师薇薇安·威斯特伍德、法国设计师让保罗·高堤耶和日本设计师山本耀司为研究主线，聚焦三位设计师对男性传统的颠覆，以各自不同的设计手法对男装设计的演绎，文章通过对三位设计师个人成长环境、与历史的渗透去探究他们对男装中性化这一议题的革命性变革。作为朋克之母的薇薇安·威斯特伍德在设计中结合英国民族对社会动荡的反馈，将一些极为激进、破碎的服装元素运用在男装中，使服装不仅作为一种有力的政治武器，反应英国修修补补的紧缩政策，也从讽刺的角度对男性进行了解读，加入敏感的性元素，使男性以一种客体化的角度曝光。与朋克摇滚乐队的合作则体现了其设计过程中与摇滚乐的紧密联系，对黑人文化的关注。法国设计师让保罗·高堤耶，以街头文化为创作起点，大胆在男装设计中援引大量女性化元素，通过使用非职业模特来表现他民主的政治态度。日本设计师山本耀司则强调突破形式的束缚来挑战传统男性时尚，在设计中不受男女性别因素的限制，打破一切固有概念。

通过亚文化历史对传统男装传统的颠覆，以及同一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西方设计师在设计中的回应，呈现出的是设计与政治、社会、历史的紧密联系，而不仅仅是对时尚文化的片面解读。而中国设计师品牌在21世纪之初正在缓缓起步与西方时尚环境相融合，在设计中掌握了现代设计方法，而站在设计师品牌的角度来看，中国男装设计师品牌与中国当下文化的关系则与西方品牌相差甚远，与中国独有的文化存在有一定的断层现象，当下作为本土品牌的男装设计师品牌还未全面地发掘出中国民族文化中的闪光之处，在设计的角度还在援引着西方时尚中的笔法。因此论文中通过对西方历史及品牌成长的理论参考，则为中国男装设计、中国男装设计师品牌提供了一个可供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