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用控制是企业口常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经济决策考量的重要因素(刘武，2006)。其中，费用粘性是近年来财务会计领域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指的是业务量上升时费用的边际增加量大于业务量下降时费用的边际减少量的现象(Anderson et al. , 2003 )U。在企业销售收入下降的同时，其费用规模并不缩减甚至扩大，必将造成单位费用相对单位收入的增加，导致其高于销售收入上升时的比例，反映为费用粘性现象。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在规模上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世界500强榜单上中国企业的数量口渐增多。然而，与规模发展不相匹配的是，运行效率低下、铺张浪费、治理机制落后、重规模轻质量等问题，在中国企业中也长期并存。随着内外竞争的口益加剧，上述问题口渐严峻。费用粘性概念的提出为企业成本性态的描述和治理提供了一个崭新思路，厘清企业费用粘性情况并制定相应对策，对于提升管理效率、促进价值增长、减小经济波动具有重要作用(梁上坤，2016)U。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晚，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费用粘性动因和后果的认识在诸多方面仍不甚清晰，因此，对其展开研究十分必要。

在经典的公司治理框架中，法律制度的构建和执行居于重要地位。La  Porta  et  al.(1997,1998,2000,2002)、沈艺峰等(2009)、郑志刚和邓贺斐(2010)等大量文献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法律制度对公司治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然而，对于新兴和转型经济体而言，模仿和改良既有的成熟法律体系并非易事，历史、文化、宗教、语言等多方面的因素都可能构成阻隔(李培功和沈艺峰，201仇陈冬华等,2013)。因此，法律之外的替代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就引发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媒体治理的作用倍受瞩目(Stultz and Williamson , 2003 ; Dyck and Zingales , 2002 ; Dycket al. , 2008)。

作为新兴和转型经济体的重要代表，中国法律制度的总体水平较低，在投资者保护和公司治理方面更显不足(Allen et al. , 2005;陈冬华等,2012)。针对于此，已有的文献检验并发现中国背景下媒体治理确实发挥了重要的弥补作用，例如，盈余质量改善(于忠泊等,2011;戴亦一等,2011;曾建光等,2013)、高管薪酬监督(杨德明和赵璨,2012;李培功和沈艺峰，2013)、投资者保护提升(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社会责任履行(徐莉萍等，2011)、公司价值提高(郑志刚等,2011;姚益龙等,2011)等。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事中监督机制，媒体关注在公司营运决策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相关的研究仍比较缺乏。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思考和探索了媒体关注对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具体的，本文提出并尝试探索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公司受到的媒体关注程度是否会影响费用粘性?如果存在影响，那么不同约束条件(如不同的内外信息环境)，是否会改变以上关系?这两方面的研究不仅立足外部监督视角，对费用粘性动因的现有探索具有理论层面上的拓展意义，对于管理效率提升、增加企业价值也具有实践层面上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