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作品研究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探讨格非需要回到先锋文学的时代背景下。从文学史与文学思潮的角度考察，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以及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等著作在对先锋文学进行描述时关涉到格非。这些论著多从文学史角度进行观照，视野开阔，具有整体性。如洪子诚认为，先锋小说的形式试验不仅仅是一种叙事上的创新与探索，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的“意识形态涵义”。在评价格非时，洪子诚指出格非小说的“叙述的怪圈”与“知识分子式叙述”，并充分肯定他在形式探索与内容深度上的高度契合。陈思和从“先锋精神与小说创作”的角度将格非小说的“叙述迷宫”作为重点，与马原等作家比较分析，梳理出先锋作家之间不同的审美风格。许志英、丁帆则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逻辑视角出发评价先锋文学，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的一个要点，是通过非中心、非本质化去释放种种被压抑、被遗忘的文化中的革命性和乌托邦潜能，这正符合本世纪末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对本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重新期盼。而文学作为生活的表征，先锋小说正是一种可供分析的文本。在先锋小说与后现代性之间，“先锋小说仍然具有寓言的性质，他们之间流淌着对现代性的实现的焦虑，在可见的乌托邦欲望下有着改变世界和生活的向往。格非的梦境叙述是对于世界与存在的一种把握，也是对“诗性乌托邦”的营造。该著以“现代性”为切入点，强调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联，关注文本背后的文化逻辑，西方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杰姆逊、福柯、罗兰·巴特等人的理论也为批评者提供了考察先锋文学的新思路。陈晓明也非常注重对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参照，他指出先锋派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征，谈到格非时，陈晓明认为“叙述空缺”与格非讲述的生活史之间构成了“隐喻”关系，并且“在历史与现实的缺席在表意形式的背后留下空白，厚重激越的情绪转变为空灵俊秀的思绪，或者优雅的情调。”另外，他还把先锋作家的语言风格纳入文学思潮的叙述体系中，认为他们的语言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抒情风格”。    

总的来说，在文学史与文学思潮的话语背景下，评论界是在相对宏观的视角下来评价先锋文学的，从文学史学的角度廓清先锋文学的发展脉络和风格特征，并将先锋作家作为群像来探讨，尝试史学研究的可能性，也由此肯定了格非作为先锋作家群体之一员的文学史价值。    

相较于文学史表述试图建构客观史学图景的努力，微观的文学批评则更显活力，出现了不少关于先锋文学思潮的研究专著，影响比较大的有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洪治纲《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南帆《文学的维度》(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吴义勤《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季红真《众神的肖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其中，陈晓明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论述，指出先锋小说从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中获取叙事经验，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生长也为先锋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文化语境。他还把先锋小说的思想内涵简要归结为几个方面:对人类生存的本源性与终极性的质疑;对历史缺失的特殊解释;存在或“不在”的形而上思考;超距的叙述导致对自我的怀疑;对暴力、逃亡等极端主题的表现。张清华认为先锋小说在思想上呈现出“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4]的过渡。先锋作家打破了传统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历史作为某种“文学虚构”和“修辞想象”而存在。洪治纲则指出先锋作家对精神自由的追寻，对文学空间的全新表达和审美向度的努力开拓。    

总体来说，先锋小说以形式实验著称，反叛传统写作技巧和写作观念，主要运用象征、虚构和隐喻来表现主体性和感觉的真实;重视小说的叙事方式，强调文本的“去意识形态化”，重构“回到文学本身”的话语体系，为当代中国文学打开了另一种话语世界，文学观念的革新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除学术专著外，还涌现出不少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如王宁、陈晓明《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人民文学》1989年第6期)、南帆《再叙事:先锋小说的境地》(《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谢有顺《终止游戏与继续生存:先锋长篇小说论》(《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陈晓明《最后的仪式一一“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洪治纲《无边的迁徙:先锋文学的精神主题》(《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等，均对先锋小说的发展脉络和形式革新及其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精神联系做了恰当阐释。对格非，则作为先锋群像之一来考察，并没有注意到格非小说的个性化。    

新世纪以来，评论界对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现象做回顾与总结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颇具代表性的关键词，如“向内转”“纯文学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等，也涌现出一批富有启发性的论文，如蔡翔的《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一一对当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思考角度》(《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李陀、李静的《漫说“纯文学”一一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贺桂梅的《挪用与重构—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孟繁华的《九十年代:先锋文学的终结》(《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张旭东等人的《当代性·先锋性·世界性一一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对话》(《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程光炜的《如何理解“先锋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等，为新世纪的先锋文学研究开启了新思路。如何正确评价红极一时的先锋文学?其形式革命是否具有某种政治性与革命性?它对当代中国文坛的意义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对当下文学的发展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