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知识者情结从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就可看出。农民形象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是比较丰富且丰满的，如黑氏、五槐、天狗等等，彼时的知识者叙事主体停留在一种外来者的闯人眼光，并不掺杂太多的情绪和思想，或者说，知识者的主体意识并不那么明确。《废都》之后贾平凹的乡土小说大多都有作为知识者的叙事主体或人物形象的存在，抑或是带有知识者意味、文艺气质的农民形象—真正的农民形象我想仅仅是像引生、狗尿苔、黑亮等等这样的人物是比较动人的。一是，像高子路、夏风这样从乡村走出去的知识者，前者无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只能在这之间仿徨无助。子路带城里的妻子还乡祭父，他犹疑小气，既无法坦然面对仍然有情感留恋的前妻，也无法从容解决乡村繁杂的事务，最后只能带着疲惫返城，于他而言，乡村或许只有那些古旧的残碑还留有几分价值，也只有在他的研究工作中乡村还存有亲切的念想。后者弃传统于纸屑，他不关心秦腔的发展与落寞，更不关心这一艺术形式对于父亲和妻子的慰藉，于乡村而言，他是一个绝决的逃离者，而现实生活中，乡村不也成为众多人的负累吗?二是，像夏天智、白雪这样坚守传统文化的乡村知识者，还有像金狗这样有着知识者色彩的农民，他们虽受过一定的现代教育，或从事文化教育的工作，但他们的主体意识依然不改农民本色，或者思想意识里也仍是以传统教义与文化为本位的，在乡村改革、变革的进程中也是反应比较激烈的。三是，像善人、蚕婆这样承担着传统礼仪说教及宣扬的儒者形象。此外，像新作CC极花》里面的主人公胡蝶，虽也是乡村人，但她进人到另外一片粗陋的乡野，却还是如城里人下乡一般充满好奇，而她对事物的感知理解也似乎带有如带灯一样的细腻情思。 

这些人物身上往往带着各种各样的精神疑虑，也无不浸透着贾平凹自己，或者说我们每一个现代人的精神思索，这些困境的言说其实一直存留在乡土书写当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题材小说的盛行，一方面是来自更多的知识者、作家面对并书写社会现实的责任，那是一种基于变革与革命的力量及效应，“只要知识阶级加人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了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工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另一方面也是源于新的思想困境，走出乡村的，在现代城市文明熏染之下的知识者，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作为，乡村本身的困境，又如何来认识自身无法摆脱的传统基因及农民意识?如何与乡村对话，如何面对带来心灵创伤的乡村政治生态，如何理解乡村的现代遭遇及转型?    

贾平凹也是带着这些问题来写作的，他所触及到的题材内容无不与时代的症结相关。既涉及到基层政治，改革情绪，也有农民进城故事，关注乡村的城镇化进程、空心化，传统文化衰危的现象，并深人历史深处进行记录与反思，对革命、人性，中国现代性进程进行考辩。贾平凹试图以知识者的言说来为乡村代言，这种代言恐怕还不是像莫言所说的，作为老百姓来写作—“丢掉知识分子的立场，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贾平凹与之相反，他一直没有放弃知识者的言说及主体意识，在为老百姓写作的同时，想要突破的是单一的知识者叙事，也就是说，要突显乡村主体的困境，让无法言明疼痛无法书写自己历史的乡村来自我言说。    

贾平凹不止一次在小说的后记里表达过，对故乡棣花村人事的念念不忘，对记忆深处那些民族及个体伤痕的无法释怀。费秉勋曾用“生命审美化”来理解他在创作中与自我精神思想的映照，“一方面是指主体对生命历程的回味，并将这种回味沉积于审美意识中，参与审美活动;另一方面指生命体验贯穿于主体的大部分意识活动，它的主要特征是主体脱离于理性判断和功利目的对世界作沉静的体味和审美观照。所谓大部分意识活动，即不限于创作过程，而是渗透到主体的差不多全部生活中。这种对世界的沉静体味和审美观照成了主体重要的、惯常的生命需要。这份“生命审美化”来源于直面现实的体验及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