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精神，是指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中表现出的突破一般社会规范的非理性精神，常常表现为纵欲的、粗放的、显示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方式。民间武术能够与民俗生活完美融合，主要就在于它扮演了民俗生活“狂欢精神”制造者的角色。

1 释放欲望，超越“日常”    

对欲望的释放与‘旧常”的超越，是民俗生活中民间武术塑造尚武狂欢精神的表征之一。人类生产的文明隐藏了人性中最原始的争斗本能，也压抑了人类与生俱来的非理性一面。通过技击表演或合情合理的真实格斗，它释放出了长期被社会规范抑制了的文明化了的“恶”。在撂地卖艺表演以及飞叉会或宋江阵等专场展演中，参与者难以绕开的仍然是对赚取收入维持生活的强烈愿望;对于参与“打金章”的选手本人来说，夺得金章一举成名的欲望无疑是参赛的重要驱动力，但是参与这种粗放型的激烈格斗也是欲望的冒险，伤筋折骨是常有之事。    民俗生活中的格斗正是在有限的规范中最大限度的突破了社会规范，促使‘旧常”生活从“正常”过度到“非常”，完成了民俗生活的仪式化过程，渲染了狂欢的激情。就像英国人类学家菲奥纳·鲍伊所言，“仪式……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在群体或社会层面上，它们可以成为情感的渠道并表达情感，引导和强化行为模式，支持或推翻现状，导致变化，或恢复和谐与平衡”。作为一种普遍意义的文化存在，这种仪式过程能够在最深的层次揭示打金章价值之所在—赋予人们以生命力以及欢娱。

2 突破秩序，创造新生    

狂欢的基本思想是体现在具体感性的仪式之中的生动的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对既定权力秩序进行挑战与突破的狂欢逻辑在融入民俗生活中的民间武术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民俗仪式让打破既定的社会等级秩序成为现实，达官贵人与贩夫走卒在民俗生活中找到了相对的短暂平等，而民间武艺人的表演正是这一仪式的重要构成元素。更为重要的是，青羊宫花会打金章构成了一个四川主政者改造社会的公共空间。社会改良者试图以擂台赛为契机，提倡尚武精神，开启民智，引导下层民众。为达到这一目的，当时的社会精英在成都建立了相关的武术组织，如四川武士总会、四川省国术馆等。一代文状元骆成嚷(1865一1926)正是出于倡导“强国强种”“监阵肉搏之术，不得不讲”，才有意发展武术，并于1921年出任四川武士总会会长一职。    

“打金章”则更显示出具有原生的破坏性，它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毁灭与新生的意味。通过对既定的选手排位顺序的突破，它完成超越，进而创造出新的金章英雄神话。这与青羊宫花会自身的狂欢逻辑是一致的。青羊宫花会在初春举办，意味着一个周期的终结和新生活的来临。民众前来烧香祭神也是诅咒厄运结束，企盼好运降生。无形之中，民间武术与民俗庆典在狂欢的基本思想上达到了高度的统合。

3 挑战规约，颠覆旧俗    

在某种意义上，民俗生活中的民间武术表演或格斗比赛就是为民众提供社交和娱乐的生活广场。巴赫金指出，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是狂欢演出的基本舞台。}z}}在民间武术参与建构的民俗娱乐狂欢中，一些平日的“不可能”“不允许”在这里都将变成“可能”与“允许”犹如李劫人的观察:“世家大族的太太、奶奶、小姐们，平日只许与家中男子见面的，在赶青羊宫时节，也可以露出脸来，不但允许陌生的男子赶着看他们，而她们也会偷偷地下死脸来看男子们。   

民间武术借助民俗生活体现出对世俗规约，曾经“不能打”“不能看”的挑战与消解。资料显示，当时一些女性也冲破世俗侄桔，前来参加民俗打擂。青羊宫花会打金章也因此成为民国以降第一个允许女性参加的实战比赛。王戊在1922年花会期间做竹枝词说，“柔术场中技艺精，登台较手看分明。更有一言须记取，打擂来了女学生。; }z}}傅崇拒，在《成都通览》中收集了关于成都女性的童谣:“一哭，二饿，三睡觉，四吞洋烟，五上吊。很显然，女性参加打擂是对传统女性形象与社会等级观的突破，建构了有别于传统女性的新生活，展示了民国女性的觉醒与解放。由此可见，民国社会对女性限制的松弛与武术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影响了女性的公共行为和形象。民俗生活中的民间武术充满了对生活自由的崇尚，对社会陈规旧俗的消饵，对性别、权力平等的提倡，使其充满了颠覆与解构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