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青羊宫花会”历史钩沉    

“青羊宫花会”是民国时期我国罕见的民俗庙会之一。青羊宫坐落于四川成都，为著名道教宫观。唐中和元年，禧宗入蜀避难，居于观内，改“观”为“宫”，故有“青羊宫”之名。青羊宫所供太上老君的生辰为二月十五，这一天正好也是百花生日，加之唐皇尤重道教，因此，自唐朝始，青羊宫于农历二月十五设立“花会”相沿成俗。    

继唐宋的繁荣，元明的短暂衰落之后，青羊宫花会在清朝得以恢复，至民国达到鼎盛。虽然1906年青羊宫花会因新政易名“劝业会”，但民众依然称其为“青羊宫花会”。民国初年军阀混战，青羊宫花会进入民众自组织状态。1918年，当局政府出面组织劝业会。然而，因时局不稳，劝业会时断时续。1936年四川内乱平息，成都青羊宫花会盛况空前，历时两月余。pol抗战期间，由于敌机空袭青羊宫花会停办。尽管如此，每逢花会日期，民众仍自发前往烧香祈福。1946年，青羊宫花会再次得以恢复，但盛况不在。从整个历史过程看，青羊宫花会在曲折、沉浮与积淀的过程中起起伏伏，没有出现长久的断裂，最终构成了独特的民众聚会空间与民俗生活传统。    

在历史实践中，青羊宫花会成为融摄社会各阶层的民俗生活场域。它是生活文化的基本表现，体现着社会成员按既定方式对生活文化的参与。李劫人说，“四乡的人，自然要不远百里而来，买他们要用的东西。城里的人，更喜欢来，不过他们来此的心情只在蔑棚之下，吃茶喝酒，赏春游宴罢了。”民国时期是青羊宫花会最有特色的历史节点，这不单单是政府将兴业博览与花会娱乐有机结合，更在于“打金章”与这一千年民俗生活奇观的融合。日常生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称，它意味着具体的实践。正因为如此，民俗庙会在祈福、经贸、娱乐的多重意蕴之外，也成为各种权力交锋的隐喻空间。

2 “打金章”:青羊宫花会上的民间武术实践    

“打金章”的始作俑者为四川督军熊克武。民国初年，熊克武被任命为四川督军，掌握军政大权。他团结尚武，决议在青羊宫花会期间举办“国术擂台赛”，以此推广尚武精神，凝聚社会。1918年青羊宫花会期间，打金章如期举办，一举成功，名扬全国。自此以后，打金章成为青羊宫花会中以历时长、规模大而著称，并深受民众喜爱的民俗活动之一。民国末年出版的《川康游踪》记载说，“斯洋洋大观，可谓成都民俗特点之一。当时的记者也喻其为“最值得报道的庙会”。因比赛对最后胜出者奖以金章，故民间对之以“打金章”称之。从现有史料看，这应为民国以降武术实战比赛之滥筋。    

以打金章的组织以及比赛规则变化为主要依据，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个发展阶段:1918至1928年，为打金章发展的初始阶段;1929至1948年为打金章的发展阶段。在起始阶段，打金章的组织方主要是四川军政府，打金章与历史上的“擂台比武”并无二致，各项规则都在探索之中。据参加过1931年青羊宫打金章的僧门老拳师彭元植(1911一2002 )回忆,1929年，四川省国术馆成立，接手主办青羊宫花会打金章。打金章从组织、规则到赛制等各方面都日益完善，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民国时期的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擂台角艺抢金章，集合江湖打打行。柔术本来为国技，大家努力更提倡。”  

笔者有幸访谈了参加过1929年青羊宫花会打金章的绿林派老拳师路军健(1910. 9一2013. 11 ) ,他说，青羊宫花会打擂期间，四川军政要人熊克武、杨森、邓锡侯、刘文辉、刘湘等经常前来观看，给予打金章大力支持。除普通拳师外，军阀各方会派代表参加打擂。首届打金章产生的3个擂主(李国操、余发斋与马宝)中，李国操为省督军熊克武部查马长、同时也是熊克武的保镖。当时遍布四川的袍哥也会参赛。据彭元植(1911 - 2002)在回忆录中介绍，有一回袍哥舵把子徐子昌的兄弟伙蓝某参赛时，徐便带着人带着枪，前呼后拥，亲自坐阵。

打金章比赛异常激烈，受到了各方的关注。1936年，成都华西日报专门设立《花会专刊》报道打金章擂台赛。1936年4月10日的报道以“花会场国术比赛第二十七次盛志”为题展开:“第十对，红白双方交手，红以丹凤朝阳进攻，白以白鹤展翅相迎，交手数十回合不分胜负，再较白以搜腰腿打中红之腰部，判白胜一次，再较白以搜夹腿打中红之夹部，判白为胜手，挂蓝章。打金章也激发了逛庙会的文人骚客的创作情怀，留下不少诗作。如，“流血相争笑此曹，会场新筑擂台高。就中拳法谁优胜，夺得金牌兴自豪”，“今年劝业八回开，多少英雄摆擂台。手艺若潮休要去，谨防椿你下台来”等等。作为民俗生活的“打金章”的实践及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生活世界中，民间武术成为生活文化的基本构成，让民俗生活更加具体实际，直观可感。由此，生活世界才成为唯一存在的，通过知觉实际的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胡塞尔意义上的“生活世界”最终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