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生态学杂志》上发表的《生态观与生态方法》一文，作者是余谋昌教授。如果将此篇文章看作是最早有关环境哲学的国内文章，那么国内对环境哲学探讨也经历了三十余年的艰难历程。目前环境哲学在我国的演变进程可划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引进与翻译阶段、第二个阶段即讨论与论争阶段、第三个阶段即本土化尝试阶段。

1 翻译和引进阶段    

随着我国经济、科技的发展，环境破坏与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这说明环境与资源问题并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特有的问题，并且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具有的问题。我国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当今的生态问题或者环境与资源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一系列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而不仅仅是社会制度所导致的问题。为了有效减少或者尽量避免此种负面的影响，仅仅靠科学与技术以及制度的进步还是远所不及的，必须要哲学与伦理的参与，环境哲学在中国便由此而生。    

环境哲学以哲学的角度探索人同宇宙自然的相互联系，始于80年代初。1981年有关生态平衡学术会议的召开以及1984年我国环境科学学会主办的环境战略学术会议的展开，标志着我国环境哲学进入第一个阶段。此阶段从80世纪持续到本世纪初，当时环境哲学刚刚进入中国，对环境哲学的研究处于正起步的阶段，大多是直接翻译和引进西方的环境伦理学和环境哲学思想，因此第一个阶段也称作”引进与翻译”阶段，代表人物包括余谋昌、叶平、杨通进、刘耳、孟祥森、陈泽环等人。这些专家和学者翻译了西方有关环境哲学的知名著作，同时将”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的观点引入我国。现如今我们学习的绝大多数西方相关著作和论文，都是此阶段的引进成果，可见此阶段启蒙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对环境哲学在我国发展提供的基础。

2 讨论和论争阶段    

随着环境哲学在我国的发展，仅仅翻译和引进外文文献己经无法满足国内研究的需要。1994年，余谋昌教授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中阐述了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专题文章，随即引了我国对于两种“中心论”谁更有道理的论争。由此我国对环境哲学的研究进入另一个阶段，即讨论和论争阶段。此阶段从上过世纪末持续到如今，根据对自然与人关系的理解与解读的不同，我国研究人员也分为两大阵营。赞成”人类中心论”的以刘湘溶、甘绍平、章建刚为代表，赞成”非人类中心论”的以余谋昌、叶平为代表。此次讨论和论争在环境哲学界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推动了其在我国国内的研究和发展。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些关于其他环境哲学问题的探讨，比如环境正义论、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生态主义与科技万能论等问题。    

在国内环境哲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并非所有学者的工作与研究都集中在翻译和引进环节，例如1982年余谋昌老先生发表的《发展与环境是对立的统一》文章，探讨了人类的行为与活动与环境问题的关系。同样在“讨论和论争阶段”，也有优秀的外文文献被我们翻译和学习。由此可见对两个阶段的划分并不是十分的严格，但是这种划分为研究上创造了便利，便于后人的研究和学习。

3 本土化尝试阶段    

在前两个环境哲学研究的阶段中，多数国内的研究人员或是借鉴西方环境哲学思想，或是由此展开一系列的讨论和论争。但是从中国30年环境哲学发展的缓J漫状况和生态文明实践状况来看，仅仅是借鉴和讨论并不足以满足现实的情况。墨迪曾指出生态危机实为文化危机。中西文化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西方文化强调个体主义，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过分强调个人的发展，就必然后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由人际间的不和谐也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西方环境哲学仍旧局限于处理人同宇宙自然的矛盾关系，却没能看到解决此困境的根源在于文化的根基。因此在我国环境哲学研究过程中，需要把传统文化同环境哲学相结合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哲学。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生态智慧，并借鉴西方环境哲学思想，构建属于中国自己的环境哲学，成为我国环境哲学界填补此项空白的又一重要使命。由此我国对环境哲学的研究进入了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阶段即本土化尝试阶段。    

刘福森教授在他的著作中，明确地表述了环境学本土化的意义，例如《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态伦理学》、《新生态哲学论纲》。卢风教授的《探索中国特色的环境哲学》、《重构环境哲学的契机与趋向》等一系列文章的发表，标志对环境哲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探索逐渐引起大家的重视。2015年刘福森教授在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环境哲学本土化的哲学反思》一文，深刻分析了环境哲学的发展有赖于文化作为其背景，指出了我国环境哲学开拓进取的崭新势头一一以传统文化为根本。对环境哲学的本土化研究方兴未艾，尤待后人的努力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