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套路拳种丰富,枝蔓众多。据官方资料显示,迄今为止,源流有序且风格独特的拳种有129个。关于武术套路拳种纷呈这个问题,众多研究者已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析:有的认为是地理环境因素导致了不同地域的民俗和文化特征相异,才会出现不同的拳种;有的认为是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半自然经济形态阻碍了农耕社会人际交流,人们的思想观念趋于保守,不同地区才会出现不同的拳种;还有的认为是中国古代具有一定排他性的宗法制度和家族本位思想使得某种拳种外姓人不得而知,为此拳种独立的传承与发展创造了条件等等,不一而足。应该说,上述几种代表性观点从不同侧面分析了武术套路拳种纷呈的原因,可谓见仁见智。但是,如果转换视角、另辟蹊径,从美学的层面去考察,就会发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人们审美趣味、审美需求以及审美风格的不同。
审美趣味也称“审美鉴赏力”。它是个体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偏爱、选择和评价。川武术套路拳种纷呈体现出创拳者的审美选择与评价已经脱离了单一的实用思维。
如果仅从实用角度考虑,只有一种拳最具技击实效性,那就是拳法相对简单的“散打”。然而,套路却“画蛇添足”般喜用“花法”,通过不同的打法或不同的攻防路线将简单的拳法复杂化,通过有目的的组合及艺术化的展现形成了具有千般变化和万种情趣的不同拳种—劈挂拳、翻子拳、地躺拳、鹰爪拳,等等。可以说,这些最初从一个“母体”中分化出来的套路拳种,经过历代的修剪与添加,不断地融进个人的情感和智慧,将个人的喜好融入拳法之中,将个人对拳理的不同理解融入技击之中,形成的套路拳种充分反映了创拳者独特的审美趣味。
1 趣味的个体差异性
休漠在《论趣味的标准》中认为,影响审美趣味的主要原因有:“人的主观意向,受教育程度和具有的知识水平,等等。”
譬如:吴受在《手臂录·卷四·临阵兵枪说》中言道:“枪本为战阵而设,自为高人极深研几,遂使阵战之枪,同于嚼蜡。从“同于嚼蜡”的评价可见,吴受对“游枪”是倍感乏味的;但“兵枪”能向“游枪”转变,又说明民间武术家已经有了新的追求,即他们眼中的“西施”。这就如同古代脱离实用价值的建筑“反映了建筑师的艺术审美能力、心灵脉动、文化品格以及情感、生活的价值趋向’一样,明、清以降,“花式”武术套路的大量涌现,也一定程度反映出武术家的审美趣味、文化品格及价值取向等发生了与当时社会审美文化相适应的变化(武术逐渐与军阵实战疏离走向民间,健身及娱乐功能得到强化)。明末清初陈王廷(1600年一1680年)的“忙来时耕田,闷来时造拳”即反应了他“退隐山林”后的一种生活情趣以及追求武术“超功利性”(非战场上的杀敌立功)价值的真实写照。陈王廷“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不但深得家传武功的精髓,而且熟读诸子百家,涉猎经史子集,学识渊博。他广泛搜集、整理民间武术,较其异同,汇集诸长,加以继承和创新,常年乐此不疲”。从他研究、整理民间武术的活动以及后来所写的《拳经总歌》中,都能明显看出其所编的“太极拳”巧妙地将《河图》《洛书》之太极阴阳学说与导引、吐纳以及中医经络学说化于武术之中。“这种新拳术,据太极之理,由无极至太极,由无相而生有相,由静而生动,每个招式均分阴阳(即虚、实、柔、刚),动作多以弧形、曲线为基础”。陈王廷独创性的拳理拳法及“陈式太极拳”特有的技术风格,是他年老隐居期间,依据原有拳术之基础,汲取众家之所长,并融合自身审美趣味、文化修养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等的创造性成就,在我国武术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不同的拳种反映了武术家们的艺术个性
张伟民在谈论工笔画作品创作时讲到:“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什么样的创作态度、什么样程度的学术水准来参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艺术史就可能会烙下什么样的印记。[7es”这也许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的道理吧。武术家在创拳时,不管自觉不自觉都会把自己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等融入到拳法中去。正像“‘字如其人’说书法可以真率无遗的表现出艺术家的个性、情操、意趣及情感的波澜起伏一样,“拳如其人”,某种层面看一个人所创的拳法就可以了解他的“艺术个性”。这里的“艺术个性”是特指武术家将具体的动作形象与其抽象的审美情感相结合而呈现出的迥异的套路风格。
艺术最忌陈陈相因,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后人也要进行必要的改造,这既是创拳者艺术个性的体现,同时也是承袭者考虑受众审美需求的使然。如清末武术家杨露禅(1799年一1872年)在北京授拳时,因弟子多为王公大臣、贝勒贵族(生活奢侈而又体弱多病),考虑到这些人的身体素质和审美需求,遂将自己所学陈氏太极拳中的一些高难度功架简化,使姿势较为简单,动作柔和易练。后经其弟子儿孙几经修改,定型而成为“柔和缓慢、舒展大方、速度匀缓、刚柔兼有、简洁优美、轻灵自然; poi的杨式太极拳。此种风格的太极拳在京、津一带影响很大,习练者日益增多。“凡是一种学术和技能,往往后者的发明必定胜于前者。换句话说,就是发明愈晚它的缺点愈少,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国术当然也不能越出这个定律”。后来,杨露禅的次子杨班侯(1837年一1892年)传杨式小架太极拳于满族人全佑(1834年一1902年),全佑之子吴鉴泉(1870年一1942年)又将父亲传授的杨式太极拳改造成适合长袍马褂群体习练的“重神静,长柔化,马弓步时呈川字形和身稍前倾,而又要求斜中寓直’的风格特点而自成一家。在社会上流传后,被世人称为“吴式太极拳”。
新中国成立后,前国家体委又组织部分太极拳专家学者,根据现代人的生活习性以及健身需求等,针对社会上广大的习武爱好者,在杨氏太极拳的基础上创编了24式简化太极拳。这又是在原有太极拳基础上进行的“有意改造”,它根据新的社会需求,将已有素材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重新筛选、提炼、加工和组合。“有意改造”是艺术“自我批判精神”的一种能动表现。像古典诗从雅润的四言发展到清丽的五言一样,太极拳从陈式发展到杨式再到吴式……以至当下流传最广的24式简化太极拳,正是艺术的这种自我批判精神促使其不断创新以适应当下人们需求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