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认知利1学的研究是21世纪分析哲学家们特别关注的领域。虽然在20世纪70-80年代已经有不少哲学家关注意识活动的性质，但从认知的角度讨论意识与身体的关系问题却是在当代认知科学形成和发展之后的事情。围绕意识活动性质以及身体活动与意识活动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构成了当代心灵哲学的核心内容，其中意识(特别是感受质qualia)和意向性对于当代自然主义的心灵哲学而言是最为困难的两个问题。在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中，布伦坦诺(Brentano)关于意识与心理意向性关系的思想，受到心灵哲学家们的重视。如果意识可以还原为意向性或者通过意向性得到解释，如果能够成功地将意向性自然化，意识的自然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近几年产生较大影响的意向论的提出，正是哲学家们所做的通过意向性解释意识的一种尝试。此外，在对认知科学的哲学研究中，澳大利亚神经生物学家贝内特(M. R. Bennett)和英国哲学家哈克于2003年出版的《神经利1学的哲学基础》在西方哲学界和科学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从科学和哲学的广博视角，对当代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诸多理论中遇到的概念难题做了全面的批判性述评。作者指出，关于心脑关系的概念混淆影响了神经科学家所开展的研究的可理解性，包括他们的问题、对结果的描述和解释以及他们得出的结论。

其次，语言哲学在2n世纪分析哲学运动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甚至被达米特和塞尔等人称作“第一哲学”或“主要的哲学”a21世纪后，虽然哲学家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心灵哲学研究领域，但在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仍然涌现出了不少新的理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二维语义学”以及对指称和意义问题的研究。“二维语义学”是查默斯(David J. Chalmers)等人提出的解释语义概念的实在性的理论，而围绕这个理论形成的争论则被看作是持反描述论的革命者与持描述论的反革命者之间的较量。语词和它所指称的对象是怎样联系起来的?这始终是语言哲学家们争论的话题。哲学史上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弗雷格主义和反弗雷格主义。弗雷格主义者认为，每一正确的表达式都有其意义和指称，意义提供了识别指称的标准，也就是说，语词和它指称的对象是依靠思想对语词意义的认知或掌握被调解物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点也被称为内在主义，因为意义是以思想的表象模式存在的，并且依赖于主体的内在要素。反弗雷格主义者认为，语词和对象之间没有作为“意义”的调解物，它们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它们的联系依赖于外在的因果链条，这种观点也被称为外在主义。近年来，语境论(Contextualism)与语义的最低纲领论(SemanticMinimalism，或译反语境主义)的讨论也引起了许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关注。这场争论不仅局限于语言哲学或语言学的范围，而且渗透到了诸如伦理学、认识论、形而上学、心灵哲学等多个研究领域。    

再次，心灵哲学研究是目前分析哲学中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领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论。由于篇幅限制，我们这里只能介绍关于“无心人”的讨论。在心灵哲学中，“无心人”( Zombie )是人们设想出来的与人在物理和功能的方面没有区别但是却没有意识的生物体。“无心人”的可能性通常被看作是对物理主义的挑战:在直觉上，“无心人”是可能的，而且许多人将这种可能性看作是形而上学可能性。但是，如果“无心人”具有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那么物理主义就是错的。霍桑(Hawthorns)和布兰顿一米切尔(Braddon-Mitche川曾经对这一反物理主义的论证做出了一种新的回应。(i;他们提出，物理主义者可以通过采取一种关于现象概念的特定看法而将无心人直觉容纳进来。这种特定看法是，表达现象性质的现象概念有一种条件结构:如果世界中包含非物理状态，我们的现象概念就指称这些非物理状态;但是如果不存在这样的状态(如果世界完全是物理的)，那么，现象概念就指称物理状态。阿尔特(T.Alter)则表明，霍桑和布兰顿一米切尔的策略是失败的，他们的主要论证是自栽的。而且，条件分析与“无心人”直觉不相容:那种直觉的可能性本身就提示着他们两个人的分析是错误的。81235-253霍威尔(R. Howell)对杰克逊(Jackson)的知识论证( Knowledge Argument )做了新的解读。杰克逊为副现象主义(epiphenomenalism)所作的知识论证表明，就关于颜色的视觉经验而言，物理信息是不完全的，感受质等心理现象不是大脑中发生的物理过程或物理现象。尽管关于知识论证人们曾经做出各种不同的回应，但是这些回应都可以归结到一点，即当一个人得到一种经验时，他一定有某种认知上的收获。霍威尔提出，杰克逊的知识论证不应当被看作是反物理主义的论证，而应当被看作是关于客观理论之不完全性的论证。他指出，知识论证实际上表明的是客观理论不能提供关于世界的完全的理解。在这种解读之下，客观的二元论和客观的物理主义都为知识论证所拒斥了。霍威尔认为，应当探讨一种“主观物理主义”的观点。

最后，英美哲学家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复兴。他们开始重新评价20世纪初对形而上学的反对态度，试图从哲学史中寻找形而上学在哲学中的位置。这部分的工作主要围绕对具体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思想的研究，如欧文(G.E.L.Owen)对亚里士多德本体论的研究，科廷汉姆(J.Cottingham)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形而上学思想的研究，皮平(R.B.Pippin)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直接导致了英美哲学界对形而上学问题的重新重视。哲学家们也开始注重把现代哲学的发展放到形而上学讨论的背景下，重新思考现代哲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胡塞尔的第一哲学观念和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之域引发了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对当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意义的讨论，试图用形而上学问题重新诊释当代哲学的发展，由此说明当代哲学与整个哲学传统的联系。这种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当今英美哲学家处理形而上学问题的主要方式。同时，哲学家们开始注意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整理和专题研究，许多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得到了重新淦释，如存在问题、共相与殊相问题、因果问题、时空问题以及自由意志问题等，还有一些新的形而上学问题得到了阐发，如可能世界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利一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等。如英瓦根(P. V. Inwagen)和齐默尔曼(D.W.Zimmerman)主编的《形而上学:大问题》、塞德尔(T. Sider )、霍桑和齐默尔曼等人编的《当代形而上学争端》等著作。  

当然，进人21世纪后，西方哲学家们在分析哲学内讨论了大量问题，以上领域中的问题仅仅是他们所讨论问题的一小部分。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问题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回归传统的倾向，从哲学史中寻找思想资源并以哲学家们的经典论述作为问题讨论的出发点成为当前分析哲学研究中比较明显的标志。第二，问题研究更多地结合当前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随时把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明显地显示出哲学家们试图为利一学研究提供概念分析手段的主动意向。此外，在当前的分析哲学研究中，出现了各种理论主张并存并且相互批评的局面，这说明分析哲学正处于一个新的转变和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