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31个案件中，有30个案件得到改判，只有一个案件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改判的比例高达96. 8%。该现象背后的原因及其反映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

改判理由

在所有二审改判的案件中，改判的理由包括如下几种(见图2):根据犯罪的事实、情节、量刑偏重，予以改判的，有6例，占总数的20%;被告人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予以从轻处罚的，有11例，占总数的36. 7%;被告人构成立功，应予从轻处罚的，有4例，占总数的13. 3%;上诉人参与排放危险废物的数量有误，导致量刑不当，依法改判的，有1例，占总数的3. 3%;原审判决对上诉人违法所得的总额计算错误，而导致判决追缴违法所得的总额有误，予以改判，有1例，占总数的3. 3%;积极缴纳了环境治理费用，认罪、悔罪态度诚恳，予以从轻处罚，有3例，占总数的10%;被告人积极采取整改措施，有悔罪表现，有4例，占总数的13. 3%;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法予以纠正的，有5例，占总数的16. 7%;原审判决定罪错误的，有2例，占总数的6. 7%;被告人系初犯，而予以轻判的，有3例，占总数的10%;原判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但对刑罚执行方法予以调整，有2例，占总数的6. 7%。

被告单位系普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依法不能构成单位犯罪的主体，原审认定构成单位犯罪不当，应予纠正，有1例，占总数的3. 3%;认为一审判决量刑偏轻，应当改判，此类案件极少，只有1例;因出现新证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原审判决应予纠正，有1例，占总数的3. 3%。

二审判决结果

所有的31个案件中，共有被告人98人，其中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7人，占总人数的7. 1%;判处二至三年有期徒刑的19人，占总数的19. 4%;判处一至两年有期徒刑的27人，占总数的27. 6%;判处六个月至一年有期徒刑的32人，占总数的32. 7%;判处拘役的6人，占总数的6. 1%;判处缓刑的22人，占总数的22. 4%;其中一审未判处缓刑，二审再改判为缓刑的有20人，占总数的20. 4%。

罚金的情况，判处1万元以下的27人，占总数的27. 6%;判处1万元一10万元的46人，占总数的46. 9%;判处20万元以上的11人，占总数的11. 2%。实证结果的理论解读

为什么二审改判率如此之高?

整体上，我国刑事案件改判率在非常低。据统计，一审上诉改判率、一审上诉发回重审率、生效案件改判率、生效案件发回重审率均呈下降趋势，分别为2.23%,  1.35%,1. 115%0,  0.688}0+}。另有数据显示，山东省各中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二审改判率，2014年为16%; 2015年为12%。无论哪一数据，再比较环境犯罪案件二审96. 8%的改判率，后者的改判比例之高、两数据差距较大。其中缘由，非常值得深人分析。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源于以下几点:其一，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检察官等司法工作人员在观念上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危害性还缺乏充分的认识，从内心对污染环境行为的道德谴责和刑法评价较为轻缓。反映在二审裁判上，只要被告人稍有理由，便改判给予其从轻甚至减轻处罚的机会。如上述统计结果所示，诸如“积极缴纳了环境治理费用，认罪、悔罪态度诚恳;积极采取措施，整改违法，有悔罪表现;系初犯”等也作为二审改判的理由，此类现象在其他类型案件中确实较为少见。其二，污染环境罪被告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总体上比杀人、纵火等自然犯罪被告人要高出很多，前者可以由此获得更好的律师辩护和人际关系等社会资源，更容易获得从轻改判的社会结果。其三，其他非法律因素成为影响二审判决的重要原因。如实践中，不少被告人是企业、单位的负责人，一旦负责人被关押，可能整个企业面临倒闭、员工下岗，甚至可能由此产生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实践中，不少被告人据此被从轻判处缓刑。如上述的调研结果所见，一审未判处缓刑，二审再改判为缓刑的有20人，占总数的20. 4%。该数据在相当的程度上说明了该问题。

广而言之，该结果是否可以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揭示被告人的职业、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等因素对司法判决结果的影响，是个非常有意思和有价值的问题，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