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迅速消除民族经济差距，建立全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东部地区形成互补的分工格局，在经济发展的主体还不是民族地区的各民族的情况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采取了嵌入的方式。对于大部分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而言，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是一种普遍现象。受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所限，自建国以来，大部分少数民族尚不能很好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和条件发展经济，在生产经营和市场机会的把握等方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出现“捧着金饭碗要饭吃”的尴尬局面。由于少数民族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是来自民族内部的自发力量，而是由国家承担起了发展的主导性责任，经济发展只能采取外部嵌入式的发展方式。这种嵌入式的发展方式不是民族地区内部民族自我演进的结果，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成为了帮助的对象和发展的客体，少数民族人口参与程度较低，一些少数民族甚至游离在地区经济发展的进程之外，内生发展动力的缺乏与经济发展主体性的缺位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对嵌入式经济发展方式的依赖。

一、民族地区嵌入型经济发展方式所取得的成就

区外力量推动下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发展迅速，由于获得了工业发展所需的大量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等支持，短期内民族地区确实完成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提高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实现了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改善了民族地区经济结构，推动了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提高了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推动了民族地区社会转型。

(一)加快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缩小了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超过了过去的五千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加大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投入力度，各类投资重点纷纷向西部地区倾斜。青藏铁路、南疆铁路等一批重点工程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新建铁路里程达到1万公里以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国家大规模的投入，短期内帮助民族地区完成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提高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二)改善了民族地区经济结构，推动了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区外力量的助推加快了民族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以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基础，资源型产业为载体，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在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得到改善，农牧业比重有所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比重有所上升。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围绕能源加工、装备制造、农牧业等领域，形成了一批特色农产品加工业、优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重大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三)提高了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民生领域得到改善

在民族地区跨越式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财富的“蛋糕”不断做大，社会民生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西部地区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600元，比2000年增长2.7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027元，比2000年增长2.6倍。2000年到2011年，民族8省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云南、西藏、新疆外，均增长3倍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除广西外均增长3倍以上。

(四)推动了民族地区社会转型，改革开放和环境保护取得进展

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实现了由传统农牧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由相对封闭的自给型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经济现代化转型。在区外力量关注和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民族地区的各族人民也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与认知，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西部民族地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推进，对内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取得新成效，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城镇化率达到43%，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二、民族地区嵌入型经济发展方式的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地区实行的跨越式发展和加速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目标以GDP总量增长为导向，基本上是依靠物质要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投资驱动和资源依赖的经济发展方式扭曲了内外因之间的辩证关系，自治地方的主体民族积极性、主动性发挥不够，主要依靠汉族等外来民族及大型国企等外来组织机构，外来援助没有通过内在民族起作用，主要为了满足全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忽视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嵌入型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一)嵌入型发展扭曲了内外因之间的辩证关系

民族地区嵌入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通过外因在起作用。嵌入型发展的经济主体并非本体民族，而是由中央政府主导，主要依靠汉族等外来民族及大型国企等外来组织机构。不少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产业虽然为当地创造了较高的GDP，却没有发挥出对其他产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嵌入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内因所起的作用不够。嵌入型发展过程中，在过度强调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民族地区劳动者的主体性问题，不致力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少数民族劳动者在经济现代化的转型中参与程度低，成果享受少，没有发挥自治地方的积极性和当地少数民族的积极性。

(二)城乡差距扩大，民族差距扩大，不利于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仍然滞后，与全国差距继续拉大。民族地区与全国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仍然明显存在，并呈继续拉大趋势。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市)之间发展也不平衡，发展差距有拉大的趋势。省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同步发展，农牧民收入提高的幅度低于地区生产总值和城市居民收入提高的幅度。在各民族省区内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区或全省的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比高于平均水平。

(三)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

民族地区以煤、电、重化工等资源型高耗能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高耗能企业过度扩张，能源资源开发无序，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问题突出，在节能减排和生态保护等方面任务艰巨。西部地区大多数传统企业技术落后、设备陈旧，西部地区万元产值排放的污染物，要比东部地区高出1至5倍。西部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有一半的生态脆弱县和60%的贫困县在西部。西部地区土地侵蚀面积达4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侵蚀面积的83.3%和西部地区国土面积的60.6%。西部地区每年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500亿元，占当地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3%a

(四)民族地区内部发展不平衡，影响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民族区域经济的发展上，由于混淆了民族区域经济和民族经济的界限，民族经济的发展被忽视，民族区域经济与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民族地区内部发展的不平衡。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是大部分少数民族存在的普遍现象，民族地区内部的不平衡，社会经济关系的多元化，收入差距扩大等，会在各民族中产生失落感和不满，影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消除城乡差距，但是民族差距同样不能忽视，中国真正贫困的群体主要在少数民族当中，民族差距的存在同样不能使小康社会的建设成为全面小康。加快民族经济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可以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重点在民族地区，难点在少数民族。

(五)社会转型期民族地区嵌入型发展方式矛盾凸显

民族地区嵌入型发展方式内在矛盾的突显，与社会转型存在密切关系。社会转型以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社会转型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以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为主要特征。民族贸易得到了繁荣发展的更加广阔的平台，我国民族地区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全国有30多个民族跨境而居，其中绝大多数分布于民族地区。从开放和发展的角度来说，这种海外联系具有其他因素无法比拟的优势。③然而，民族地区背靠亚洲贫困带，经济社会发展的地缘环境比较恶劣，是亚洲政治、军事和文化冲突多发地带，影响了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经济交往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城市化。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城乡矛盾。市场化改革也是民族地区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存在很多“越位”、“缺位”、“错位”的问题，这种违反市场规律的行为使经济发展出现诸多问题，对于经济未来健康、可持续增长形成制约。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途径。西部民族地区“国进民退”现象尤其突出。西部地区私企自主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发展基础薄弱，产品稳定性差，私企短期行为严重，对长远发展战略不够重视，导致其资信度等级相对较低，很难获得银行贷款。

三、结论

“全国一盘棋”是中华民族建构共同经济利益的原则，也是国内“各民族的最高利益”④，这一原则，并未否定国内各少数民族利益，而是后者的实现方式。单一制国家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是这两个利益关系的制度形式。不同民族有自己的共同经济生活和民族经济利益，各地区也有着不同于全国的地方利益，如何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利益与全国经济利益的关系以及民族经济利益与民族地区经济利益的关系是当前函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民族地区的各民族有着发展本地经济和社会的迫切愿望，产生了“两个积极性”中的民族地方积极性。在社会转型条件下实现民族地区内生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正是破解嵌入型经济发展矛盾、满足各民族人民实现自主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各民族经济发展权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