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体育和中国的文学艺术一样，集中统一于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之下，高度行政化的管制程序使得中国竞技体育突飞猛进。新时期以来，中国体育借助经济起飞之态势得以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体育更是达到了井喷式发展之地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与竞技体育繁荣昌盛之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普通民众对体育的参与度仍旧不高，更多的中国人可能还在观看或谈论体育赛事，却很少参与体育活动，体育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仍是一种观赏性、谈论性艺术，而非一种身体实践活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依旧保持着对体育的相对冷漠态度。

中国的群众体育发展之态势的确让人吃惊，它再度让人感受到了高度集中的体育机制中隐含有不尽完美的地方。中国的体育机制与世界上主流国家的体育机制的确有不同之处。于是，一些人将中国举办的各种体育赛事以及与其相关的举国体制统统看作是一种文化或制度的短板，认为优先发展竞技体育的体育发展模式存有较多非议。优先发展竞技体育必然将极为有限的体育资源过多地配置到竞技体育领域，由此付出的代价则是群众体育的发展水平低下。中国的竞技体育自身发展成本过高。奥运金牌数量和国家投入的比例不合理。中国的竞技体育内部建设也不够完善，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而金牌至上主义也会影响到其他行业投入体育的积极性。其实，这种看问题的方式仍然带有激进主义的元素。从体育本体的立场考量，此类观点显然低估了新中国体育的构建原则。从国情至上的视野考量，这样的观念也游离了中国的国情。从体育功能的视野上审视则会发现，持这种观点的人同样是极少数极端主义者或激情至上主义思想的信奉者。其实，大型体育赛事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经遭受到质疑，它甚至在现代体育的发端阶段就遇到了批评。顾拜旦在重建奥运会时也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开始的时候，敌对的意见非常之多，经常十分激烈，现在已经没有或者很少了。天主教会最早表示了怀疑，如果不是更坏的话。我在1905年的某一天到了梵蒂冈，以便消除不安。人们告诉我，慈善的教皇庇护十世正忙于拯救灵魂，不会接见我。但是这位从前的威尼斯主教喜欢并鼓励他的平底船船夫的才华，而我对他的善意妊毫没有怀疑。这是重要的。”美国的杰·科克利在讨论体育与宗教的关系时曾说，体育和宗教无法分割，两者相安无事，但有时候宗教机构会对体育发出责难:“它们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指责为放纵和邪恶。”中国如此紧锣密鼓地举办各种大型体育赛事，从主体上讲是一种政府的抉择，但同时也完全出于一种民众的需求，更是一种中国民间思想的自然诉求。无论如何，中国人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立场上触及中国的国民性改造的大事业。

中国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终极合理性体现在其仪式功能层面。由于中国人在近代以来的独特遭遇，中国固有的国家仪式遭受到大面积破坏，中国需要重构国家仪式，并在此基础上重塑民族自信心，再造大国形象，因此，构建大国仪式的重要性、紧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仪式的重构可以在更为积极而稳健的层面上重新确立全体民众的价值观。为此，中国人应当对中国各级政府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抱有一种理性体悟的态度。中国一度是一个仪式学、表演学和祭奠学十分发达的国家，当所有的仪式都消亡在历史云烟中后，人们终于感到了极度的恐慌。于是，当人们看到了中国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超体育价值时，很自然便会体悟到其对中国的国家仪式空白的填充功能。在此意义上考量，中国举办如此多的体育赛事的积极意义非常明显，人们最终可以在其中体悟到积极而稳定的超现实的精神性内涵，更可以借此感验到其中的集团性的心理抚慰价值。农耕文明时代中国的节庆仪式带有自然性。从自然至上的角度上看，中国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是一种对自然、季节、时间、空间的再度确认仪式，隐含有对大自然的感恩情怀。大型体育赛事的观念性、信仰性以及宗教性力量都可以由此而得以发扬光大。

从1981年的女排事件中可以看出，体育赛事在中国一度是一种感化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教化性力量。因此，当中国集约式地举办大型体育盛会之时，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一种胜利仪式。至少在2016年以前，中国人很难对一些类似中国国家足球队之类的弱势项目的实践者抱有构建胜利仪式的企图，原因在于类似中国足球队这样的弱势体育项目较难在高端比赛中获得胜利，从而也无法给人带来胜利后的愉悦感。仍需说明，中国的国家体总统领下的足球协会一度放弃了申办世界杯赛事，理由同样是出于一种属于弱势群体式的忧虑，足球协会的相关人士担心在中国举办的世界杯本国球队在小组出不了线。由此可见，中国人理解的体育完全是胜利模式，那里寄寓着一种抽象、强悍而单纯的教化性力量，这种教化性力量的指向性即在于获胜，而非其他任何选项，更非一种纯身体性、感官性和本能性的健康、娱乐和游戏的能量。在此意义上打量国家体总，便会发现那是一个非典型性的教化性或宗教性机构，而绝不仅仅是一种身体、健康或赛事类的管理性机构。

中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只要在上海、北京这样的超级大都市中的街区里观看一眼便可知道，城市中的人流急速前进，人们的脚步总是那么匆忙，与此同时，民众财富的积累和其辛劳程度约略成正比。中国的经济成就真实而可靠，恰是国人脚踏实地拼争的结果。仓凛不实而难知礼仪。在举国贫穷的状态下，国人缺乏与之匹配的仪式行为。准确而言，当年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达不到时下的标准，因此很难举办品格高尚的体育赛事。仓凛实而后知礼仪，家境逐渐殷实起来的中国人的注意力几乎在同一时间指向了礼仪活动，而中国政府则不失时机地善待国人，集约性地搞出了数场大型体育赛事。

由国家组织的体育赛事往往是一种集文艺、竞技、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庆典活动，它或许仅可解决老百姓娱乐难、祭祀难、聚会难之类的务虚性的问题，但仍旧显示出国家的巨大进步。胡志毅在讨论仪式的社会功能说曾说:“随着仪式的普泛化，仪式成为一种象征性的交际行为。这种象征性的交际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传播方式。从巫术仪式、宗教仪式到政治仪式以及公众的节日庆典仪式，这些传统的仪式是一定的社会部落、教派、团体以及民族区域得以凝聚的中心。”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仪式问题绝非小事。中国如此密集地举办体育赛事可谓前事有因之举，更是一种特殊的时代营造出来的合乎国情与有关章程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