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围绕形而上学合法性问题展开的“观念冲突”和“思想事件”，就一致表现为形而上学的重建运动。这场运动在试图完成上述现实课题和哲学使命的双重任务的同时，也使得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形而上学观念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问题意识，拓展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视域，推动了中国哲学自身的转型。

1.设定“形而上学”形态化的研究进路

众所周知，在西方形而上学史中，存在“本体的形而上学”、“神学的形而上学”、“语言的形而上学”等形态差别。沃尔夫也区分了“普遍的形而上学”和“特殊的形而上学”。中国哲学家同样从形态化或类型化的维度研究形而上学范畴他们首先肯定形而上学的地域化、民族化的可能性。尤其是受民族语言、民族思维、民族信仰制约的形态差异性。同时，他们也试图概括同一地域或同一民族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形态性。如梁漱溟认为中国形而上学与西洋印度的“全非同物”，是采用直觉方法的独特系统，并呈现为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气冯友兰认为与西方现代哲学相比，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存在着“拖泥带水”的毛病，为此，需要重新创建的新的逻辑形态的形而上学；张东荪认为形而上学系统与民族社会的常识系统是分不开的，不同的文化常识系统，产生的形而上学范型也不相同；方东美根据东西方哲学中本体界与具体世界关系的不同，将西方的形而上学称为“超绝形态之形上学”，而中国哲学则是“超越形上学”；牟宗三认为中西哲学由于民族气质、地理环境与社会形态的不同，哲学观念也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形态差异，并区分了“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的形上学”、“实有形而上学”与“境界形而上学”；唐君毅也提出了“超现象主义之形上学”、“‘有’之形上学”、“‘无’之形上学”、“理型论之形上学”、“有神论之形上学”区分。哲学家们提出的这些概念，为学界进行中西方形而上学比较研究，提供了帮助。在他们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学界广泛使用了“道德的形而上学”、“超越的形而上学”与“超绝的形而上学”等概念。而在审视现代重建形而上学运动时，还发展出了“心性形上学”、“逻辑形上学”，以及“生命形而上学”、“心灵形而上学”、“人学形而上学”、“境界形而上学”等概念。

2.重视哲学方法论

受杜威和罗素来华讲学，以及拒斥形而上学思想和“科玄论战”的影响，科学实证方法、经验证实法、逻辑分析法、抽象分析法流行起来。哲学家们注意到方法论的使用和选择，直接影响到了“形而上学”的合法性问题。事实上，现代哲学方法论自觉的最主要推动者，就是现代“形而上学”思潮的讨论。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和哲学方法论的关系认识，促成了人们从独立的视域研究哲学方法的涵义、界限和作用。比如，梁漱溟认为西方哲学的长处之一就是“科学的方法”。但中国形而上学关注的是生生不息的宇宙整体，以及对这个永恒变化的天道之体悟。为此使用的形而上学的名词都是“抽象的”，因此只能使用“直觉法”。熊十力指出，西学的方法是“实测的方法”、“纯客观的方法”、“解析方法”；而中国哲学使用的是直觉法，反求内证法，“体认的方法”，根本上是“修养的方法”。贺麟认为，逻辑分析法是哲学现代化的重要方法，但“直觉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真理，把握实在的功能或技术。”他将“直觉法”作为中国哲学史一以贯之的核心方法，也是形而上学的核心方法。冯友兰和金岳霖都主张用逻辑分析法来分析形而上学的概念命题，赋予现代形而上学以世界哲学的形态。同时，冯友兰又提出著名的“负的方法”，用神秘的“直觉法”来保证“境界形而上学”的可能。方东美、牟宗三在总结反思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时，认为传统的“内在超越法”，是与西方哲学中的“外在超越法”不同的。张东荪认为“科学方法”有其界限，并不能替代形而上学的方法，甚至他认为“科学方法”的背后是“先有一个玄学的假定”。没有这个形上学的假定，则科学的实验法也就无法立足了。

现代形而上学视域下的方法论之争也为我们提供了两个理解维度:第一是以逻辑分析法为主的“形而上学的构造方法”。这个方法保证的是形而上学的概念命题与思想体系要经过逻辑的推导和系统的论证。第二是直觉法、体证法为主的形而上学的实现方法。这个方法提供在特定的形而上学思想系统内，从“形而下者”到“形而上者”的实现办法和实践方式。因此，两种方法的争论在当时无法解决，但现代形而上学却逐渐摆脱了“零散破碎”与“拖泥带水”的状况，愈发的独立化、系统化、逻辑化。

3.利用本体论论证科学合法性

古代形而上学并不涉及科学，在新的语境中处置科学、在新的文化中界定科学的意义，是现代形而上学范畴“无法可依”的全新尝试和内容。科学虽是新事物，但按照传统“道生万物”的基本思维，确立新本体即可解决科学本源。而若延续传统的道德本心，就必然回答为何古代无科学的问题。为此，一些哲学家试图从主体道德本心自我转化或自我转折的进路进行论证。牟宗三认为，科学知识只是本心仁体对外在世界的一种经验性的、逐物的，凝固的形而下思维，他提出“良知坎陷说”，以良知本体自身的自我坎陷、转折出知识理性的本体，通过“一心开二门”，凸显了本体与科学的逻辑关系。唐君毅主张现代哲学首要任务就是在以儒学的“尊德性而道问学”之教摄人科学知识。他认为本体就是积极活动的道德本心。人类世界的各种文化意识和文化现象，均以这个理性的道德自我为本源。本心可以自我节制，从而自觉的在致良知之一整套工作中，“建立一附套，包涵一附套”，以此即形成知识心，产生科学知识。方东美认为生命本体能根据自身生生不息的本性上下开显。本体有“情的蕴发”要求，完成“事理上价值之估定”，即哲学形上学，同时本体必显现于现象界全域，实现本体和现象通贯圆融。由此，生命本心即可以有“境的认识”，完成对“时空上事理之了解”，即所谓的科学知识。

与上述哲学家依靠本心生命下降到现象世界，成就科学理性不同，金岳霖则关注人的“意念”如何向上认识宇宙秩序的问题，而宇宙秩序恰恰就是科学真理的基础。他从“共相的关联”这个宇宙论的必然环节，肯定了作为认识对象的“所与”的客观秩序性。这就在逻辑上为人类的科学知识的出现，提供了先天的“图案”或“结构”，确保了某一领域知识真理的可能。

4.关注生存意义与信仰

在形上学的视域中，宇宙现象的万有必将共同依据某个特定的范畴，这个范畴即是真善美的最高体现者—本体，用中国哲学的话就是万殊总有一理。而此理对于宇宙万有，除了提供存在的根据，还提供万有存在的意义价值甚至是发展方向和目标。这种形而下世界—形而上世界的“双回向”的关系，保证了本体与经验世界的必然的关联。由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现代哲学家将本体世界与个人精神幸福也视为有效的关联。宇宙本体是人生意义的承载者与方向引领者。因此，人类生存，只要复归、体悟最高本体，就可以实现人生在世的最高价值，就可以获得最高的精神境界。为了应对社会转型引发的价值失序和信仰冲突，哲学家依靠本体论强化价值观的整体性、统一性。按照这个目标，不同类的存在物被以“价值”或“意义”的标准重新排序和评价，形成从本体—文化—科学—物质的层级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道德、伦理、宗教等层级地位较高，科学、财富等层级较低，而层级的高低不同，本身对人生存在和生命精神的意义和价值也不同。这样，与上述“生成式的宇宙观”的客观结构相对应的，就是一种“衡论生命的径向，以树立价值的标准”的价值结构和级别的“价值式的宇宙观”。

因此，现代形而上学的重建与其说是重建宇宙本体，不如说是完成“科玄论战”没有完成的使命，重建人生价值。哲学家们继承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信仰取向，希望在未来的新社会、新环境下，支撑、佑护着人们走向理想的人生。哲学家们认为，人们只要按照他们设定的形上学图景提撕精神、执着信念、坚定信仰，就能变成“现代人”，获得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