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无法对现有的信息进行评估时，我们就会面临信息过剩。这也是目前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点：

(1)人们每次进行信息搜索的步骤和目的都是不同的；

(2)由于人们需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满足自己的信息需求，信息获取途径和信息来源也是五花八门，但人们对这些途径和来源所知甚少，对其利用也不够充分；

(3)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和人工制品都可被看成是信息等价物，这就需要对全民进行再教育。

支撑我们信息服务环境的基础设施不仅仅是传统的图书馆、出版社和学校，还包括用来传达概念和想法的一切正式或非正式的物理方式。

图1描述的是信息发布活动，该活动包括搜集特定主题、领域和市场的相关数据并生成信息。这些活动包括：

(1)信息生成：①创作又稿；②汇编又献；③招募作者；④编制目录、摘要和索引；

(2)信息发布：①编辑；②原始出版物的版式设计；③以另一种形式再出版的出版物的版式设计；④发布；⑤宣传、市场营销和教育；

(3)技术应用：要想买现上述任一功能就要用到这些“硬件”，如听写机、缩微胶片相机或读卡器、计算机组件微波传输功能、印刷机、计算机存储和检索以及光学字符识别功能等。

在这些活动中，信息发布活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非公开的，都可以被定义为使用低成本且有用的交流媒体的活动，这些活动致力于预侧信息利益、过滤过剩信息、指导想法和概念应用到一些特殊的直觉领域。

这些信息发布活动就像是一个棱镜。它搜集“光线”(想法和概念)，并且具备一些“折射”(编辑、编写、打印、缩微拍摄、编码、排版等)功能。它提供的各种信息产品、信息服务和信息系统，可以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领域用户的多样化需求。每一个用户在不同的时间里，出于不同的目的，对信息资源的需求也各不相同。

如今，虽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受过教育，但是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差不多只有1/6的人具备信息素养能力。传统的图书馆与信息产业关系在阅读素养不断发展的时代，图书馆与信息产业之间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对许多公司来说，图书馆一直都是他们出版物的主要市场。就很多产品而言，图书馆作为书籍和期}i]的特定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为出版社控制了大规模印刷成本，进而为每个读者用户降低零售价。

由于要搜集资料和订阅现刊，图书馆也就成为了参考书出版商和新知通报服务的一个市场。上述两种产品都依靠图书馆提供的即时支持和帮助，这就需要图书馆具备买现新知通报和完成市场周期的能力，这也是组成一个完整信息过程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对于期刊出版商来说，通过影印件进行的馆际互借逆转了大型出版社之间彼此依赖的共生关系，导致首次复印成本基本可以分摊在每个用户身上。这种做法减少了每个图书馆的订阅次数，由此极大地了总订阅数；而总订阅数正是首次复印成本的来源。买际当中对于期刊影印部分的增加，会降低用户、相关人员及图书馆的订阅需求，从而导致如下结果。

在出版和利用周期中，主要成本产生于创作和生产过程，收入则来自发行和最终使用。虽然影印没有为图书馆带来收入，但是它的确推动了出版商远离发行和收入领域，回归到成本领域。

在许多情况下，图书馆在和企业进行不公平竞争。图书馆是在补贴的基础上向工业化地区的商业用户推销他们的服务，而企业必须考虑投资成本和投资回报率(风险资本的利率一直很高)，还要缴纳州和联邦的税款。这个例子所呈现的变化是大规模的活动而不仅仅是个例。为了“让纳税人对新型信息服务的投资能得到好的回报”，图书馆通常要和私人信息服务机构争取相同的用户群，为他们提供的服务也是与私人信息服务机构相似甚至是完全相同的。从表面上看两者的服务目标是相同的都服务于同样的目标—提高美国人民的信息素养水平。但是从经济学尾度来看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会破坏所涉及的服务提供方的经济生存能力，导致他们的失败。

政府资助成为提供这种信息服务的唯一可行途径。但如果政府资助成为图书和期刊出版发行唯一可行途径，那么试想一下随着美国阅读素养的不断发展，会对言论自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由此可见，转型中的图书馆与信息行业关系的一大特征，就是图书馆和信息公司都在寻求为相同的用户提供非常专业的服务。这个特征将会随着全国性信息共享系统的建立而更加突出，除非能明确地界定两者在寻找最优资源利用方式时的区别。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全国性的信息共享系统都会确保这个结果。在此值得再次强调的是，我们必须找到明确的方法以确保信息来源的持续多样性。

对于联邦图书馆来说，他们被重新指定为信息中心，不仅对信息产业，而且还会对国家税收基础构成威胁。许多联邦信息中心为不断拓展的用户群体提供有补贴的信息服务，首先是政府机构，然后是州立机构，再到政府承包商、分包商，如此往复。

针对这一状况，对于政府服务的建议是，政府不应为公民提供公民他们自己力所能及的服务。该政策的好处如下：

（1）会产生有竞争力的私人服务供公民选择；

（2）私人服务将会使首次复制成本分摊到所有潜在用户身上，而不是只有那些政府服务的用户；

（3）鼓励私营活动和在资金密集型活动中的民间风险投资政策会扩大计税基数；

引对政府来说，依靠民间风险投资能获得更好的效益。如果一个机构需要200万的资金投入，通过使用民间风险投资几乎可以将成本按比例由所有用户分摊。政策问题部分必须依靠资助，这一定要进行明确的规定。事买上，被资助的出版服务和图书馆服务通过资源共享和汇总，以及出版者持续不断的市场资助后，会成为资助的二次受益者。一旦经济效益得到保证和稳定后，他们均衡的系统也就会演变为服务广大读者。

构成阅读服务环境的这种复杂关系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健康和动态的体制框架，这个体制框架可以利用国家的多元化资源来创造一个具备阅读素养的社会和思想争鸣的市场。从很多尾度来看，这种关系仍然适用，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继续向社会各阶层推广信息素养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通过引入新的信息处理技术，市场和资助功能之间的界限在某些方面已经变得模糊。买现信息素养的过程包括清晰且买际地界定这个界限，并建立信息服务环境的制度框架。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具有信息素养的人是指能就任何一个问题找到已知的或可知的内容。这些工具和技术，以及提供技术和工具的组织共同构成了这种体制框架。在三个主要时期里，我们通过运用政策促进了阅读服务环境的成功，这三个时期的政策与阅读服务环境的形成密不可分：

(1)个人的成就、知识的进步、真理的发现、全社会成员对决策的参与和一个适宜、稳定社会的买现都要依靠言论自由制度；

(2)政府不应该为公民提供那些他们能进行的自助服务；

(3)在法律上有义务确保每个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