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为了支持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农业做出了巨大牺牲，农业相对于其他产业发展明显滞后。党和政府对这一问题格外关注，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提出的“两个趋向”的论断，表明我国已经走过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阶段，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也表明农业经营发展已经到了变革的阶段，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保护。政府通过出台各种政策来促进农业的发展是解决城乡问题的基本政策导向和发展趋势，而农业补贴政策则是重中之重。   

国外进行农业补贴支持的历史悠久。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为了稳定和提高生产者投入，正式通过了农业补贴政策。1996年出台的农业法案，将对农业的部分价格支持改为对农民收入的支持。2002年出台新的农业法案，进一步增加对农业的拨款。2003年出台农业援助法案向遭受与气候有关的灾害等受到损失的生产者提供补贴。欧盟进行农业补贴的时间也比较久远，1992年欧盟的农业保护政策从以价格支持为基础，过渡到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基础。1999年欧盟在《欧盟2000年议程》中强调对农业补贴进行彻底改革咖。东亚近邻日本对农业的保护支持的力度也是极大的。比如1995年的《新粮食法》,1997的《大米流通法》等。虽然农业补贴的相关法律制度起源于美国，但真正把农业补贴政策进行全面研究则是开启于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J amen 、 Littlet等、Anderson等在研究中均认为:应该把农业补贴的思想渗入到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中，它对农产品的价格、福利等有很大的影响。而Lopez等、Wise则对农业补贴政策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农业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价格，误导了消费者，不建议保留农业补贴。

 目前国内学者对农业补贴政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焦点是对国外农业补贴政策的介绍与比较。例如，程国强、柯炳生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的研究，对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参考。另一大焦点则是对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对农业补贴指标的测算和农业补贴效果的计量分析。田维明等与朱希刚等分别测算出了1986年、1993年和1994年我国生产者补贴值，他们认为我国的农业补贴力度不够，甚至很长时间内为负补贴。张莉琴利用1984-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双对数拟合分析，得出这一时间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对提高农民收入贡献最大，而政府对农产品实施的提价政策对提高农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钱克明分析了我国“绿箱政策”的支持结构与效率，认为我国“绿箱”支持结构被严重扭曲，存在巨大的“绿箱”漏洞和空白。陈波等以河南省为例阐述了我国部分粮食主产区实施直接补贴的必要性。刘鹏凌通过对安徽省农户的抽样调查，分析了安徽省粮食补贴的效果。   

以上研究可见，对农户的自然经济特征与农业补贴实施效果关系的研究比较缺乏。多数研究主要关注粮食主产区的补贴实施效果，而对于农业补贴实施效果的区域差异性的关注度不高。本文根据《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分别选取了武汉、荆门、黄冈三个市共六个县区作为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典型研究区域。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区定位、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有所差异，农业种植及收入水平也存在着显著差别，故对农业补贴的感知度及其实施效应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所以研究不同主体功能区下农业补贴的实施效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多角度、全方位来完善我国的农业补贴制度，加大扶持农业发展体系有一定帮助及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