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宇宙结构与天地万物演化的终极之性归结于“我心即天心”后，“我心”究竟包含什么，如何形成文化，展演出历史呢?

钱穆首先将“人心”做智、情、意三分:1.营生之智慧;2.乐生之情感;3.求生之意志。智是后天经验缘起的智慧。而情与生俱来，是人心最先基础，是天之性在人文生命本然体现，是人心的生命与价值真实体验。“人生最先只是一情感。此是人生之本源。”人欲属于意志，求生意志由天所命，“由性生欲”。“情与欲皆根于性，意欲为万物有生原始共有，但人异于其他有生在于人不仅有个体的意欲，还生出群体的情。“情感的背后便是性。唯由天赋，故称天性。情从性来，性从天来，一切人文都从自然来。由于一切道、理皆由性之本然所定，人之情根于性，所以人之性与情中显然不能没有天理。由心性合一，不难得出情理合一。对于人文生命来说，“天理即在人情”。“人心中因情见理”:“人文社会之一切理，其本皆在情”。因此，人心、人情是人文社会包括文化与历史在内一切真理的本源。

“人文界一切，皆由人性展演而来”，“一切人文演进，皆由心发源城月，所以现实文化“都是心的表现，即民族性的表现”。同理，各种文化的个性与差异，“此不同存在，主要在心，亦说在性”。而历史流变同文化一样，“天旋地转，本于一心”。历史与文化的变迁，“心转则时代亦随而转”，“其机括则在人心，更要乃在每一人之心”。“人类文化前程乃起脚于一己内在现有一心” “开万世之太平，关键则在当前之一心”。

钱穆在《文化学大义》中指出:“文化是指的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个体的人心汇聚为大群的文化心，个体的人汇聚成大生命的民族，历史就是民族的文化进程。“文化必有一体，主体即民族”。“文化是体，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文化乃是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因此“舍却历史，既无文化”，民族、文化、历史“三名一体。一而三，三而一。三名实是同一事实”。

作为三名一体的民族、文化、历史，其中的人物是灵魂，人心终是动力。“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表现者，历史的主宰者”，历史文化大生命、大传统“一切气运兴衰，背后决定在人”。人物，特别是历史人物，扭转历史气运靠的是人心，是该民族的文化心、历史心，即文化精神、民族精神。“一人之德可以变成一时代的气运，气运转而时代就复兴了”，此“德”就是指向民族文化精神的人心。“人心变，斯理是亦必随而变”。“心和性向着善前进，故历史也会向着善前进，文化也向着善前进”，“发扬至善之性，便可创立太平之运”。

那么人心、人情的内核又是什么呢?心之本体、内核即是仁!钱穆认为孔子提出“仁”为人心之同然，即孟子所谓的人之原始本心，所以称为仁心。“凡人心必皆仁，仁即是人之特性标识”。把仁作为人类本质属性，人文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仁是人道不动真理，因仁是人类原始本心，此心上通于天，可谓是自然与人文之接寻处，亦可谓是人类生命之特性与本质。”而且进一步把仁扩大，“以人心窥天心，则天地只是一仁”，万物的存在本身就是天地生生不息之大仁德的体现。天地生万物之时，万物便分有仁心，而人心之仁，是天地之仁的大用。“故心之本体即是仁” “宇宙造化之本体，亦可谓之是一心，亦可谓之是一仁”。

当人之心内核归于仁心之后，钱穆把仁心放入人类历史文化之中，这就有了历史心与文化心。仁心作为人类群体之心，为人心之同然，是人类的本质属性，内在于每一人之心，又超越于一身之外与他心相通。因为仁心在人类有了文化之后，得以在人类社会之中相会通，并且在现实生活世界的绵延中创造出人类特有的精神世界，构成宇宙全体的一部分，所以仁心又称为人类文化心、人类历史心。这个文化心、历史心不是外在于人的个体心，恰是认识个体心的两种维度，正是通过文化心与历史心体认得到个体心中的同然之处，个体心会通而成的群体大心不断演进，才有文化心与历史心，反过来，也正是有人类群体的文化心与历史心，才使现前的个体心呈现出当前容貌。

正是如此，人类历史文化的渊源与历程取决于形上之天性—天理，而人文生命界中，天理即在人情，人情又在于仁心，故一切人文现象均为仁心所定。天地所赋人文生命的仁心是人类的原始本心，但在人们生活中会蜕变为己心，变为人类个体后起的私心。由天到人，自然是合一的，合在生生德性的“仁心”，而后世通过人生德行修养功夫，去除己心、私心的遮蔽，发现仁心这一人文生命同然之处，并践行天理与“仁心”，也就同天与性再次合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