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丁道衡先生的科考活动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1927一1930年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顶风冒雪、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严寒酷暑、日夜操劳，战胜了各种困难险阻。历时三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勘探白云鄂博大铁矿。据载:"1927年7月，那林率领的北队(那林任队长，北队由丁道衡等11位人员组成，带有27峰骆驼与3顶帐篷)到达此地。次日凌晨，丁道衡对白云鄂博进行考察，沿途发现铁矿砂，至山南坡均为矿体，便向大队汇报，得知此消息后，大队便派人支援。”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也被列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科考活动三大发现之一(另两大发现分别为:巴音善岱庙的恐龙化石、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汉简)。考察之后，写成《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并提出了一整套开发白云鄂博铁矿的设想，并预言假如能够对此地进行大规模开采，必将成为工业的主矿区，并促进中国的大发展。然而当时受到社会动乱之影响，并未把此列人议事日程。且在当时，论资排辈，丁道衡先生没有得到当时地质界权威人士的认可。国民政府的地质机构也没有给予重视，除1947年夏天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等人在无上峰授意下前去矿区勘察之外，从未组织过任何一次深人的考察活动。白云鄂博大铁矿储量丰厚，据专家的大胆估计，其储量约为3400万t,已探明的铁矿储量为14亿t。其矿石所含元素多达71种，矿物170余种，也发现了鄂博矿及白云矿等十几种新矿物川。白云鄂博大铁矿的发现，使一座钢铁城市“包头”由此而立，并成为我国北方的重要工业基地，富含稀土也使其举世闻名，这一发现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李健初也认为丁道衡一生最伟大的贡献便是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除白云鄂博大铁矿的发现外，丁道衡先生也极为关注天山南麓的地质构造运动，对天山逆掩断层的分布区域、水平运动及发生时代等都加以研究，并进行区域划分、绘制剖面图。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观点。

川康科学考察团及其他科考活动:川康科学考察团始于1939年，也即丁道衡先生留学归国后，应聘于云南建设厅时期所参与的科考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在西南地区的处女地寻找矿藏，并率先在当地发现了铝土矿。丁道衡先生不顾当地高山严寒、空气稀薄等恶劣的自然条件，虽然自身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但仍坚持工作。在四川理化县时遇到土匪抢劫，衣物被洗劫一空，仍泰然处之，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丁道衡先生任教时期，除讲学授课外，也带领学生到野外进行实习考察，其辛苦可想而知，但仍旧不辞辛劳地坚持科研工作。

2.丁道衡先生的教育工作

北京大学任助教:1926年，丁道衡先生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因其学识与能力留校任助教，在此期间勤恳学习，从事科研工作。次年，便参加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当时正值中国饱受侵略时期，自1840年以来，时有外国探险家来华探险考察，他们的活动是不允许中国人参与的，所得成果也带回国内研究，成果也刊发在国外，中国政府只是负责保护其安全和考察活动的正常进行。然而中瑞合作的科考团却一改以往之不平等，此次考察所得均留在中国，这也是当时学界先贤们努力奔走的结果，这也是丁道衡先生在北大任助教时期的主要贡献之一，也是其一生功绩中最为突出的。

武汉大学任教:1940年调人武汉大学矿冶系任教，后虽武汉大学迁到四川省乐山，其条件极为艰苦，系里缺少专任教师，整个矿冶系除了一名测绘人员外，全系的六门主修课均由丁道衡先生一人担任。除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还承担着学生的野外实习考察与实验课，在当地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山上工作，又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多次昏倒，但仍旧坚持工作。武汉大学任教期间，与该校历史系毕业生黄曦光结识成婚，比其年长13岁，育有5个子女)

贵州大学任教:1942年，丁道衡夫妇回到家乡工作，担任国立贵州大学矿冶系主任、教授、文理学院院长等职务。1945年，贵州大学成立地质系并任系主任。在校期间，威信颇高，被推举为贵州大学教授会主席。1950年，担任贵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委及贵州省政府内职务(前文已有提及)，对于团结文教工作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重庆大学讲学时期受到重庆大学师生反饥饿运动鼓舞，回到贵州大学后，以校教授会主席的身份向全校师生宣传，鼓舞师生斗争，在贵阳市也组织游行活动，组织罢课、罢教活动。但被国民党以“煽动学潮和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逮捕，被监禁了三个月，后被社会各界和亲友所营救，以“联名保释、随传随到”的形式获得“取保外释”。

重庆大学讲学及长期任教:1942年后，除在贵州大学任教外，也在重庆大学讲学。每年要有两个月在重庆大学讲学。在重庆大学讲学期间，目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又痛斥国民党与支持重庆大学四千余名师生的反饥饿运动。在重庆大学讲学期间，因其学识渊博、高风亮节、不畏权威，深受学生和社会各界爱戴，被学生誉为“教授之花”。1952一1955年期间调人重庆大学地质系任主任，长期在重庆大学担任教学工作。

3.丁道衡先生为祖国统一战线作出的贡献

九三学社是为纪念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1945年9月3日)而命名的，其前身是民主科学座谈会。会员中多为学界的高、中级知识分子，成员多来自医师、工程师、教师等。1949年1月，九三学社响应中共号召与毛主席的八项和平主张，同年9月，参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与制定了《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政党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积极参与中共的各项工作，在教育、科技、经济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文革”期间，因受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九三学社一度被迫停止活动。至1978年拨乱反正后，九三学社重新开始活动，为祖国的统一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丁道衡先生于1952年，经他的老师孙云涛及杨钟健两位先生的介绍加人了九三学社，成为当时贵州省第一位九三学社社员。在贵州大学期间，又发展罗登义教授(原贵州大学农学院院长、贵州省农林厅副厅长)、王庆延教授(原贵州大学农学院农化系主任)相继加人九三学社，为九三学社在贵州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可以说，丁道衡先生是九三学社在贵州省的第一人，是九三学社在贵州省的创始人和开拓者。罗登义教授长期担任九三学社贵州省委主委、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王庆延教授也担任九三学社贵州省委主委、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丁道衡初人九三学社时，正值九三学社初创时期，其对九三学社在贵州省的发展和九三学社影响力的扩大起到了重要影响。1953年起，丁道衡先生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重庆分社副主任委员和重大支社第一届主委等职务。丁道衡先生为建国初期九三学社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团结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等为新中国的建设与新生政权的巩固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对我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护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