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君:刚才谈的那些让我知道您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接触到电影，还有您对电影有一种怎样的情结，但是感悟并不等于学术，真正促使您从感性的理解电影到立志从事电影学术研究的，是不是与您喜欢读书有关呢?

贾磊磊:这也许和我童年的生长环境相关。我家那时候存放着很多书，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还有贺拉斯的《诗艺》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啊，还有很多翻译过来的西方文艺理论著作和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等等。

陈彦君:家里面有这么多书，在当时别的家庭中并不多见吧?

贾磊磊:我们家虽然不能说是书香门第，但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生，后来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我母亲是军委联络部干部学校(国际关系学院的前身)第一代毕业生。他们虽然在部队，但是很喜欢读书。特别是我母亲在20世纪50年代离开总参到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离休前她一直在那里工作。所以，在这种氛围中，一有空余时间，我还是爱看书，同时，也不愿意浪费时间。当然也爱看电影。

陈彦君:那么多书，您不可能都看完，您当时比较倾向于看什么书呢?

贾磊磊:《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那个时候读书呢，没有任何功利的色彩，就是觉得外国人的思维有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他们说出来的话有另一种魅力，就包括《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我就特别喜欢他们的那种写作手法。我们那个时候也读苏联小说，像《走向新岸》、《保尔柯察金》、《怎么办》啊，就读这些书，还有那种手抄本的小说，什么《一双绣花鞋》啊。这些东西虽不是学术著作，但现在想来为我以后的研究积蓄了读书的习惯和原初的力量。

陈彦君:您好像特别喜欢哲学?

贾磊磊:在“文革”期间，我们家住在一个大院里，山于长辈们很多都是在延安时期的战友，有的还曾经住在一个窑洞里，所以，我们这些孩子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一起讨论人生的意义。后来，父母之间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就笑着说，孩子们好像在讨论哲学。最起码我们那时候都爱跟身边的人讨论自己在想什么。后来我学的是中文，可是，我依然对哲学特别感兴趣。那时候严格来讲，并没有想以学术作为安身立命的职业，就是喜欢读书。老师们上课也会给我们讲哲学，可是，我发现老师们总喜欢给我们灌输一些概念，而不是思想，那时候说是要要我们“读”哲学，但实际上是要我们“抄”哲学，抄到笔记本上，工工整整的。还有就是抄卡片，背诵定义，只有按照老师的讲义才能通过考试。

陈彦君:你们当时认同这种学习哲学的方式方法吗?

贾磊磊:我也不得已要通过这种方式学习、考试，但是，我那时就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我要学的哲学，不是这种哲学，更不是教条，不是背诵他们这些概念。我要的是真正的哲学。我记得，在我们考完哲学课之后，走出学校大门，我就把我为考试而准备的一把卡片扔向了天空，让它随风而去吧!

陈彦君:那你自己又是如何看待哲学问题的呢?

贾磊磊:我主要去看的是哲学源头的东西，看哲学的原著。比如去读经典的哲学著作。像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和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读柏拉图的哲学《理想国》，读黑格尔的《美学》。当时商务印书馆的那套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是我的阅读主体。还看《中国哲学史》，主要是冯友兰的，还有任继愈的和张岱年的。我最喜欢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思想的表述，最具有中国哲学的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