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所反映出的经济逻辑来源于“一带一路”地区发展的特征事实以及面临的一体化滞后的问题从“一带一路”地区的特征事实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迄今为止覆盖面积最大的区域合作关系，其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共涉及65个国家，覆盖总人口数超过世界人口的60%,GDP总量约为全球的1/3虽然近年来该沿线国家贸易增长迅速，但“一带一路”地区仍然面临着发展滞后的困境，其主要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从地区发展异质性来看，其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由于“一带一路”地区覆盖面积较大且受制于初始条件的巨大差异，“一带一路”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较大的异质性。从人均收人来看，中东欧等国家的收人水平较高，而68.9%的国家的收人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人均收人增长率来看，“一带一路”地区总体增长率较快，共有76.7%的国家的人均收人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东南亚国家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其他国家。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相当的一此国家在人均收人水平以及增长率方面都处于世界平均水平或以下(见图1)。总体来看，“一带一路”国家收人水平比较分散且差距较大，但大部分集中在中等收人阶段，大部分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另外，高收人国家则大多都属于资源型国家，对地区整体发展缺乏带动作用。区域内收人差距过大将阻碍高层次的贸易合作，使得该地区难以进行经济的深度融合，不利于实现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地区发展的问题还表现在经济地理分割方面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如中亚、南亚等地区远离世界市场，难以享受大市场带来的贸易优势，而较差的地理环境如多山脉地带也限制了国家之间的要素流动。从经济地理来看，经济学上的距离不同于几何学上的直线距离，具体是指商品、服务、劳务、资本、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世界银行，2009)。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位置和质量、运输的可得性可以极大的影响经济距离。可长期以来“一带一路”地区面临着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就亚洲地区，据亚洲开放银行预计，2011--2020年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要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需近3000亿美元。基础设施的不足严重阻碍了“一带一路”地区的要素的流动，成为区域分割的重要原因。此外，政策障碍也同样可以增加经济距离，地方-保护主义使得贸易流动受到大量人为壁垒的阻碍。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2年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关税率为4.97%，而东亚与太平洋国家为8.15%;南亚，中亚地区达到14.05%与7%从资本限制指数来看，南亚、中亚、东南亚等地区显著高于经合组织国家(世界银行，2009)政策壁垒导致的要素流动障碍同样使得“一带一路”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分割。

从“一带一路”地区全球生产的参与情况来看，其存在全球生产边缘化与低端化的特征。首先，“一带一路”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参与上存在着显著差异。自东亚生产网络形成以来，该地区就成为全球贸易中最活跃的地区，中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较高，而相对来看，印度、上耳其等地区全球价值链参与率较低。由于数据缺失，中亚与中东欧等地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没有获得，但其参与度显然要更低。其次，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来看，虽然东亚地区参与率均较高，但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显著低于美国、日本等国家，这反映出东亚生产网络严重依赖于外国增加值，其出口产品主要是由大量进口投人品构成。这此现象一方面反映出“一带一路”沿线某此地区仍然难以参与国际生产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灰色地带”，而另一此地区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较高，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着明显的“低端锁定”。

从以上3个方面的特征事实可以反映出“一带一路”地区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那么传统的区域一体化政策是否能够解决这此问题?从“一带一路”地区的贸易协定分布可以看出，截至2013年1月，亚洲已经批准的自贸区数量有109个，与2002年相比增加了两倍此外，尚有148个自贸区协定处于谈判阶段。亚洲的自贸区协定总计达到了257个，超过世界其他任何地区。但亚洲的贸易协定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东亚地区外向型的增长模式使得自身的生产网络发展受制于外部的经济体，其全球价值链地位虽然逐步攀升但始终难以突破低端锁定，导致东亚地区难以形成利益共赢的经济共同体，这使得现有亚洲自贸区协定的自由化程度较低，相互交织的自贸区协定都有自己的原产地规则，致使“意大利面碗”现象突出(李向阳，2015{当前中国已经开始了向西开放，与巴基斯坦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且已经进人第二阶段的谈判，但由于国家发展之间过大的异质性，中巴的经济结构互补性较低，贸易量小且结构极端不平衡，使得国家之间难以形成具有实际经济效益的一体化协定。另外，即使区域性的合作安排能够达成，制度性藩篱的拆除并不会自动消除经济一体化面临的自然障碍。相反，制度性合作协议的确立。显了对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需求。一个物理上快捷便利的连在一起的区域才能更好地发挥制度安排的优势，区域合作的规模经济效应也才能真正发挥(王玉主，2015)。

总之，“一带一路”地区所面临的发展异质性、经济地理分割以及全球生产边缘化与低端化问题，传统的一体化政策难以解决，需要新型的区域合作机制。具体而言，需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减少经济地理分割促进贸易的实现以及通过大量的国际直接投资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实现区域内合理分工。此外，区域内生化的生产网络的形成是防止经济外向化的重要基础，也是最终实现区域利益共赢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