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性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得很早，大致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它们对管理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性善论思想概述

孟子的性善论是在孔子的“性相近”理论上发展起来。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提出:人生而具有善性，即“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碎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认为，人的善性包括“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就侧隐之心而言，就像人看到小孩将要掉进井里会马上产生一种援救的“同情心”一样。这种同情心，一不是为了讨好小孩的父母.二不是要在亲朋中获取好名声，三不是讨厌小孩的哭叫声，完全是一种天赋秉性的表现。即“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日: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徒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根据“性善论”思想，孟子提出了“善教”与“善政”相结合的管理之道—“善教”即主张修身，“养心莫善于寡欲”。“善政”即“仁政”，也就是“以德服人”。从管理学角度看，“仁政”即是儒家的“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不管是儒家的“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取向论，还是以“不忍人之心”为核心的“仁爱管理”论，都是以孟子的性善论为其理论基础的。

(二)性恶论思想阐述

荀子在告子“生之谓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之性恶”的观点。荀子在《性恶》中指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嫉)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中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3](Pl6l)根据性恶论，荀子在管理之道上提出了“性伪合而天下治”[4](P260)的思想—由于人与生具备好、恶、喜、怒、乐，所以产生了欲望;为了满足这些欲望，便将内心的渴求转化为实际的行为，以至于最后发展成斗争，即“性恶”。只有借用礼义，才能对人性加以改造，才会产生礼义道德。从而得出，礼义道德等是经过后天的环境熏陶、教育而成的，人性要靠礼义之道来改造。由是，在“性恶”的基础上，荀子提出了管理国家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用礼义的教化作用来引导人们向善;二是用严酷的法制来惩恶，并最终达到使人们远恶的境界。与孟子的“柔性”管理思想不同，荀子更偏向于用严酷的法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此来维护统治，是一种“刚性”的管理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