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作为元代的政治中心，其城市功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然吸纳和汇聚了大量人口于止匕、如果我们将大都视为一个生态系统，那么生存在这一系统当中的人即位于食物链的顶端，大量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以大量的资源消耗作为生存基础，而作为满足人类生存需求尤外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计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通过漕运或其他长途贩运的形式来获取异地资源外，其首要选择还是攫取周围的水土、动植物等环境资源。

以西山为例，西山位于大都西部，其特定的环境条件蕴含了丰富的资源，这些资源构成了大都居民重要的生计来源。在《析津志》的多处记载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大都居民对一西山资源是何等的依赖。时任太史院史的郭守敬曾力主开辟河道，充分利用西山的各种资源:“在前亡金时分，旧城以西，将浑河穿凿西山为金口，引水直至旧城，上有西山之利，下乘京畿漕运，直抵城有来。在后河道闭塞了。如今有皇帝洪福裹，将河依旧河身开挑呵，其利极好有。西山所出烧煤、木植、大灰等物，并递来江南诸物，海运至大都呵，好生得济有。”

对一于城市居民来讲，其生计资源的获取多通过市场交易获得.这一占占今如此，元代大都亦不例外。从刊表我们便可看出，西山出产的多种生计资源除了进贡之外，大多是要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囚此，集市的种类和数量的多寡自然可以体现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生产生活面貌。我们将《析津志》所记述元大都的集市按照衣、食、住、行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粗略分类l，列表如下，山此可窥得大都生活风貌之一斑。

下面，我们以衣、食、住、行、用等为切人点，分别探讨大都居民是如何利用周边资源如动物、植物等来满足这些生计裔求的。

首先是衣物类。一般来讲，占人的衣物除了使用麻、棉等植物纤维织造外，动物的毛支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大都作为蒙汉文化交融的场所，对动物毛皮的利用自然更甚。《析津志》“风浴”类称:“市人多服羊皮御冬寒，只一重不复添加。比至来年三、四月间.多平价卖讫.甫及衬冷倒却又新买.下复问其美恶，多服之。皮挎亦如之，多是带毛者，然皆窄狭，仅束其腿隆耳。”由此可见，大都之人服羊皮御冬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市场交易规律，即春售出、冬购人，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

不仅是羊皮，貂类及鼠类的毛皮亦非常广泛地用于衣被等物的制作，甚至就官方而言，有专门的貂鼠局负责此亨。“岁纪”类称五月“南北城人于是日赛关土会，右突一极份丽貂鼠局曾以自银鼠染作五色毛，缝砌成关王画一轴，盘一金龙，若鼓乐、行院，相角华丽，一出于散乐听制，自其精也叫。又称了月“宫中怯薛官与留寸官，此一月，日陈铺设金绣茵褥，请旨赴锦好纳失失，胖褥、戳旋地衣，便殿银鼠壁衣、灭殿上虎皮酉蕃结带壁慢之属，并利用监、貂鼠局、茶迭儿局人匠铺设，仍各怯薛主之”。而“物产”‘鼠狼之品”类则洋细记述了如何利用鼠岁皮毛来制作不同种类的衣物，对貂鼠类皮毛的认知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议。

动物的皮毛除了用来做衣物服被外，还被广泛地用做饰品。例如当时大都非常盛行“击球”运动，参与者所骑马匹的装饰就非常有讲究，“击球者，今之故典。而我朝演武亦自不废。常于五月五日,九月九日，太子、诸土于西华门内宽广地位，上召集备衙万户、千户，但怯薛能击球者，咸用上等骏马，系以锥尾、缨络，萦缀镜铃、狼尾、安答海，装饰如昼。玄其障泥，以两川带拴束其鞍。先以一马前驰，掷大皮缝软球子于地，群马争骤，各以长藤柄球杖争接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球是用“大皮”缝制的，而马匹装饰则包括了“锥尾”“狼尾”等

其次，就食而言，人类作为杂食性动物，动物与植物均可被加工进食为腹中之物。从饮食结构未讲，一般主食是以五谷杂粮如麦、粟、稻等植类作物为主，而辅助菜品则包括动物类和植物类两户部分，动物类可指牛、羊、鸡、鸭等家畜家窝，植物类则包括各种蔬菜。这一情况在前述大都相关集市分类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当然还有例外的情况，比如游牧民族可能以牛羊肉丈作力主食再如植物类的辅食还包括种类繁多的火果、野菜等等，总之，涉及饮食之问题札当繁杂，我们此处不顶备面面俱到、展开讨论，仅就元大都居民的蔬菜食用情况作一举隅。

《析津志》“物产”类记载了近六十种蔬菜，并就部分菜品的特性、用途乃至是药用价值等作了详细说明，如“解葱，如玉臀叶，味香。一如葱，食之解诸毒”;“自皮，味如鼠耳草，香甘，作米食必用之，与粉相使”;“山葱、戏马菜、自菜。右京南、北、东、西山俱有之，土地所自’。在端午前俱可食，午节后伤生”认尽管这一认识过程并非一蹦而就、肯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积累过程，但是这些记载仍然反映了时人较高的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水平。《析津志》对-蔬菜种类的详尽记载自然说明，当时蔬菜品类繁多且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作者甚至专作“菜志”来表达蔬菜的重要性，称:“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而菜果可少软!”又:“夫涧芹、沼址、溪毛，可荐于祖庙，可羞于土公。凡耕田、灌园、沃蔬，大夫士又何尝废哉!山般、野蔽之类，食之寄诸珍味，从可知尤择焉”。

复次，关于住宿之建筑材料，除了泥石砖瓦之外，植物社往也是构成建筑材料约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木材等。都城的营津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必须充分利用周边的有利};;源来作为营建基础，如辽天德二生张浩受命增筑燕城，即“取真定府潭园材木，营苏:官室及凉位十六”。而金人筑造燕城时甚至还要用到沂州的土:“金朝筑燕城，用琢州土。人置一框，左右手排立定，自琢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人，人止工一备，不日成之。”而到了元代，芦苇则在建筑城墙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世祖筑城已周，乃于又明门外向东五里，立苇场，收苇以蓑城。每岁收百万，以苇排编，自下砌上，恐致摧塌，累朝因之。至又宗，有警，用谏者言，因废此苇，止供内厨之需。每岁役市民修补。

专门立苇场收购芦苇，体现了其时芦苇的建筑用途，而“每岁收百万”也足以说明当时离北京城不远的地方一定有大量芦苇的生长。芦苇作为多年生水生或湿生的高大禾草，“生于湖泊、河岸旁、河溪边多水地区，常形成苇塘。在水下土层深厚、土质较肥、含有机质较多的钻壤土或壤土最适宜芦苇的生长，这类土壤一般都分布在静水沼泽和浅水湖荡地区”五这也意味着北京及其周边当时一定有面积庞大的湿地分布，从而与今天湿地面积的极度萎缩形成鲜明对比。当然，不仅是营建城墙，芦苇还广泛地用于其他地方。例如在市集上用来搭建简易的交易场所，“市利经纪之人，每于诸市角头，以芦苇编夹成屋”。还被当作燃料，“烧饭桥，南出枢密院桥、柴场桥。内府御厨运柴苇俱于此人心

最后，关于行的问题，自然是指以牛、马等动物来作为代步工具。其时，大都建立了辐射四方的交通网络，为满足交通运输和信息传递的需要，设置众多的骆驼站、牛站、马步站等，其他出行还要用到驴、骡甚至象等认，这些都反映了对一动物资源的役使和利用，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