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八十多年的历程中,英国华人文学逐渐发展成为英国文学和海外华人文学重要的文学支脉。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熊式一(Shih-I Hsiung)、蒋彝(Chiang yee)、韩素音(Han Suyin)、凌叔华(Su Hua)、毛翔青(Timomth Mo)、张戎(Jung Chang)、虹影(Hong Ying)、欧大旭(Tash Aw)、何彼得·戴维斯(Peter Ho Davies)、郭小橹(Xianlu Guo)、陈慧慧(Hwee Hwee Tan)、欣然(Xinran)、刘宏(Liu Hong)、梁玮(Diane Wei Liang)、白晓红(Hsiao-Hung Pai)、本杰明·杨(Benjamin Yeoh)、郑秋霞(Chiew-siah Tei)等一批批重要作家的涌现,为英国华人文学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英国华人作家不仅缔造过西方畅销书榜和英伦剧坛的辉煌,而且接连斩获英国文学大奖,甚至还频频入围曼布克文学奖决选名单,并连续两届当选英国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十年一选的“20位最具实力的英国年轻小说家”,使英国华人文学在英国文坛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日益凸显。
然而,不论是在英国文学研究界,还是在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都缺乏对这一领域挖掘和探索。国内学术界至今对英国华人文学较为陌生,对它的了解非常不全面。2008年翟世镜、任一鸣编著的《当代英国小说史》辟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当代英国移民文学”,当中的华人作家只收录了韩素音和毛翔青。2008年赵毅衡在论述“获得语文学”时,简略提及了毛翔青、刘宏、郭小橹和欧大旭等英国华人作家,但是其研究对象聚焦于用“获得语”创作的海外华人文学作品,这一界定将以中文书写的英国华人作家作品排除在外。2009年由饶秡子和杨匡汉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论及了“英国华文文学”,主要列举了熊式一、韩素音、虹影和赵毅衡四位作家的创作,并简略提及了郭小橹、杨炼、简宛和陈平几位作家。尽管以“华文文学”命名,其关注焦点不只是英国华人作家的华语创作,因为其中所列熊式一、韩素音、郭小橹的代表作主要是以英文写成。从对作家作品的选取来看,该研究对于英国华文文学和英国华人英语文学的界限是比较模糊的。可以说,学界对英国华人文学研究不仅起步晚,更缺乏对它的系统研究,而这一领域文学的学名及其界定的模糊不能不说既是其研究匮乏、滞后的结果,同时又是影响这一研究窘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因此,在深入探索英国华人文学这一学术领地时,我们有必要先对“英国华人文学”的概念与内涵作出学理的界定和厘清。
一、“英国华人文学”的学理命名
从指称上讲,“英国华人文学”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的华人/华裔文学。美国的华人/华裔文学大致有五种命名方式:“美华文学”、“华美文学”、“美国华裔文学”、“华裔美国文学”和“美国华人文学”。随着该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目前中国内地学术界较为常用的是“华裔美国文学”和“美国华裔文学”两种称法。北美的华人文学研究比英国华人文学研究起步早,发展也相对成熟,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仿照这一常见的命名方式将英国的华人文学命名为“华裔英国文学”或“英国华裔文学”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得来考察英国华人在英国的习惯称法及其社会、历史内涵,其中须思考的关键问题是:他们应该被称为“英国华人”抑或是“华裔英国人”?
我们知道,“华裔美国人”对应的英语是“Chinese Asian”,这一称谓有其特有的历史内涵。在经过20世纪60年代那场著名的泛亚运动后,华裔美国人以此来强调他们的美国属性,同时弱化他们的中国属性,以向美国主流白人社会争取更多的平等权益。而在英国,完全是不同的情形:不管是白人还是华人自己,他们对英国华人的称谓语序恰好相反,是“英国华人/华裔”(British Chinese),而非“华裔英国人”(Chinese British)。从词汇的构成看,这一称谓也符合另一常见统称“British Asian”的构词语序。值得指出的是,英美之间在亚洲族裔称谓上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语序上,还体现在词义上,如“British Asian”和“Asian American”,二者中“Asian”的指涉内涵不尽相同。一般而言,“British Asian”指生活在英国的南亚裔(主要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家),而“Asian American”则指生活在美国的亚裔尤其是东亚裔和东南亚裔(主要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这是两地在“Asian”一词的使用上的差异。这一点可从有关“British Asinan”的人类学、社会学等学术文献中得以佐证。有关“British Asinan”的文学批评及文学选集亦如是,如英国学者应妮思(Catherine L.Innes)在其撰写的《英国的黑人及亚裔书写历史:1700-2000年》(A History of Black and Asian Writing in Britain : 1700-2000,2002)中比较深入地讨论了“亚裔”书写,但是其研究只探讨了奈保尔、拉什迪及库莱希等南亚裔作家,而没有涉及石黑一雄、毛翔青等东(东南)亚裔作家;又如英国作家巴娜特(Kavita Bhanot)选编的《太亚裔、不够亚裔:新英国亚裔小说选》(Too Asian,Not Asian Enough :An Anthology of New British Asian Ficion,2001)也只收录了英国南亚裔作家的作品。正是由于“Asian”一词的地缘差异,同时因为在美国,亚裔中华裔人口居多,人们习惯用“亚裔”指称“华裔”,蒲若茜甚至认为“二者几乎可以互换使用”,而在英国,“British Asian”和“British Chinese”这两个指称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显然,“英国亚裔文学”与“英国华人文学”指称的对象差之千里。
与“华裔美国人”的语序截然相反,“英国华人”顾名思义意味着这一族群具有更多的华裔属性。毋庸置疑,这符合英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身份定位,因为一直以来,不管是一开始零零散散、人数不多的早期移民,还是到后来大规模的华人移民潮;也不管是第一代的新移民,亦或是在英国土生土长的华人后裔,他们总是被英国主流社会视为“他者”,而非“英国人”。然而,有趣的是,“英国华人”这一称谓不只符合外界对他们的定位,也符合英国华人自身的身份认同,因为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过英国华人对这一语序表示不满,更没有人像美国华人那样强烈呼吁更改指称或调整语序。因此,自始至终“英国华人”这一语序基本没有改变过。即便是到了 20世纪90年代英国华人自发地编撰自己的文学选集时,他们对自我的身份定位依然如是,譬如在《天外有天:伦敦华人新写作选》和《点心:英国华人短篇故事集》这两本文学选集中,无论是以新移民作家为主的第一本选集,还是以英国土生华裔作家为主的第二本选集,皆保留了“英国 +华人”(British + Chinese)这一语序。另外,英国华人作家潘翎(LynnPan)编著的《炎黄子孙:海外华人的故事》(Sonsofthe Yellow Emperor:AHistor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1990)一书在介绍英国的海外华人时,不管是1990年的英文原版还是1993年的中文译版,皆选用了“英国华人”(British Chinese)这一表达方式。这些例子说明英国华人作家群也都默认了自己族群的这一习惯称谓。
华人在英国和美国地区的称谓语序的不同,究其根源,主要是由于两个国家的华人移民史的歧异。尽管华人首次踏足英国远比美国要早得多——据史料记载,早在17世纪,南京人沈福宗1687年由欧洲大陆转赴英国,成为第一位踏足英国的中国人,而华人首次到达美国却是在 1785年,比英国晚了近 100年——然而华人大规模进入英国却比华人大规模进入美国晚了足足一个多世纪。华人移民英国的历程,社会学家通常将之分为三个阶段:“一战”前移民、“二战”后移民(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和增援期移民(reinforcementarrival)。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尤其是1780年后,随着大英帝国在东亚的海上贸易的发展,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华招聘海员,一些华人特别是广东地区的华人便开始作为海员、水手随船来到英国并上岸留居。他们分散在英格兰的利物浦和伦敦东部的莱姆豪斯(Limehouse)等码头地带,构成一群流寓居民。但当时这些华人数量之少,使得留英的华人被英国人称为“奇人”(oddities),根本无法引起英国的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大肆重建,随着英国经济复苏,中餐业在英国蓬勃兴起。为了吸引国内急需的劳动力,英国于1948年制定了吸引原殖民地移民的相关法令,规定凡持有英联邦成员国国籍的公民均有权在英国定居。而这个时期正好香港农业衰退,不少香港村民以英国公民(citizen)的身份迁至英国,产生了英国史上较大规模的华人移民潮,即所谓的“二战”后移民和增援期移民。而与此相比,美国自加州地区发现金矿后,19世纪50年代起就陆续有大批华人劳工入境。有数据显示,1852年就有 20000多名华人通过旧金山海关。英美两国这种大规模的华人移民潮的时间差异造成了英国华人的第二、三代及之后后裔的出现要比美国晚得多。由于英国华人真正大规模抵英距今只有半个世纪,所以绝大部分第二代英国华裔才在近年刚刚成年,也就是说,大部分英国华人才刚刚落地生根,或者仍然处于新移民不知何所归依的漂泊状态,而不像大部分华裔美国人一样,目前已是第五代之后的后代。这无不意味着,英国华人的英国意识,相比华裔美国人的美国意识来说,远没有那么根深蒂固。
此外,英美的华人移民史的另一个差别是华人移民数量的悬殊。从华人开始移民英国以来,生活在英国的华人在数量上就比美国华人少得多,据统计,2000年居住在英国的华人有 23万人,而同期的华裔美国人有 272.3万人,数量占美国所有亚裔美国人的 22.9%。也就是说,英国华人的规模只有不到华裔美国人的十分之一。而且,英国华人在英国的少数族裔当中也算边缘族裔,其占据的人口比例一直很低。就算现在,留居英国的华人所占比例依然非常小。据 2011年的人口普查,华人约占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的 0.7%,约是印度人的四分之一,是巴基斯坦人的三分之一,比孟加拉人还少。
除了上述的时间短、数量少等原因之外,造成英美华人族裔意识之差异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占大比例的第一代华人移民主要是从香港以“公民”的身份进入英国,因此这些移民与美国早期的华人移民判然有别,他们在居住国所获得的法律认可的身份造成了英国华人没有经历美国华人移民那么长时期的对其合法身份的诉求和抗争。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不管是英国主流社会,还是华人自己,都接受了“英国华人”或“英国华裔”(British Chinese)这一称呼,至今未曾出现过像美国一样的强烈要求改称为华裔美国人的身份诉求,而这也是华人族群为何一直以来在英国属于“模范少数族裔”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而这些差异直接导致了英美两国的华人文学在主题特征上的巨大差别。与华裔美国文学不同,英国华人文学少了许多表现代际冲突、磨合,或者是为“我是美国人”而抗争的文学主题,这一领域文学以家国历史以及新移民的中西文化冲突为主要的文学主题,呈现出更多的新移民文学特质。
二、“英国华人文学”的指涉内涵
既然华人在英国的约定俗成的称法是“British Chinese”,那么,他们的文学作品就不应该被称为“华裔英国文学”(Chinese Britishliterature),亦或如台湾的习惯称法“华裔英籍文学”,而应该是“British Chineseliterature”。但是,这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其中文译名到底应该选用哪一个版本———“英国华人文学”或“英国华裔文学”,到底哪一个名称更具学理性呢?
一般而言,广义的“华人”指“具有广义的中华民族成分的人”,即包括了中华民族的“血统因素”、“文化与民族认同”等,而“华裔”指“在居住国土生土长”的“华人移民的后代”。但是学术界向来对“华人”和“华裔”的概念有诸多的说法和阐释,甚至出现指称泛化的现象。从华裔美国文学的命名发展来看,无论是“华裔”还是“华人”,二者皆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兼容状态。譬如美国华裔学者林英敏(Amy Ling)认为华裔美国文学应该既包括中国来的移民,又包括美国出生的华人后裔,“不管他们是华侨还是美国公民,只要他们的作品在美国出版,都属于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围”。内地学者张子清和蒲若茜等均认同这一概念,并把美国的华人新移民作家列入了美国华裔文学/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畴。而杨华、杜涛、陈晓晖等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则都把土生华裔美国作家涵盖进了美国华人文学的研究之中。
由此看来,从泛指的层面上讲,“华人”或“华裔”都是可取的,那么,如何学理性地对英国华人文学进行命名要端赖于这一文学分支自身的发展与现实。第一部英国华人文学选集《天外有天》于1994年出版,这本选集收录了23位出身地缘不尽相同的英国华人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地的新移民作家,也有在英国土生土长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华裔作家。但是这本书的中文《序》非常明确地指出:此书的出版是“希望可以突破英国华人文学的困境”,这说明了选集的编者即英国华人作家及英国华人文学批评家自发地承认了这一称法的“合法性”,且认同了“华人”涵盖了土生的英国华裔,这可以看作是“英国华人文学”的命名的产生。客观地说,这一术名的选择也是有其现实根源的,因为从目前英国华人作家的数量上来说,第一代移民作家远远多于土生华裔作家;从目前取得的文学成就上来说,第一代华人/华裔移民作家也要远胜于土生英国华裔作家。
鉴于此,笔者认为这一文学分支应称为“英国华人文学”,此处,“华人”兼顾“华裔”。这一选择不仅能够客观反映目前英国华人文学的发展现实,而且能高度体现英国华人(作家)自身的身份认同现实。除此之外,这一称法也可以将之与当前的以美国土生华裔作家为主的华裔美国文学区别开来。即是说,从名字上,便可以看出这两个地区的华人文学在发展阶段和主题特征上的不同。当然,随着英国华人文学的发展,以后肯定会有更多的第二代华裔作家、第三代,甚至更远代际的作家,到那个阶段以“英国华裔文学”甚至是以“华裔英国文学”来命名可能更加科学。如果日后英国华人作家自身的身份认同感增强,像美国一样出现许多作家自发地诉求其英国属性,出现许多作家广泛地要求进入英国主流文学,那么到时这一学科术语的改变便顺理成章了。目前我们也可以将这一文学分支简称为“英华文学”,从而避免华人作家和华裔作家的混淆,毕竟二者的英文都是“British Chinesewriters”。
另一个问题是,应该如何对英国华人文学这一文学分支进行界定?简单地说,它指称的是英国华人/华裔创作、出版的文学作品。这一界定包含了以下几个限定条件:第一,作家首先是英国华人;第二,其发表或出版的文学作品拥有一定的英国读者。这两个条件排除了如徐志摩、刘半农、老舍等有关英国见闻及感思的创作。这一界定没有把创作语言限定为英语,主要有两个层面的考量:首先,英国华人作家以英文创作为主,也有作家用双语写作,其中不少作品尽管是以中文书写,但却只以英文译版出版,如欣然等;其次,有些作家虽只以中文写作,但部分作品被译成了英文并在英国广受欢迎,而且这类作家经常以“英国华人作家”为世界读者所熟知,如虹影等。当然,第一个条件还意味着重要的限定因素,即作家须有在英国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在英国定居甚至拥有英国国籍)。这个条件排除了那些缺乏英国生活经历而其作品被译介到英国并产生一定影响的华人作家如莫言等。值得指出的是,在现在的“全球化”时代,英国华人作家当中不乏曾在英国留居多年,甚至已经获得英国国籍,后又定居在别处的“国际人”,如韩素音、毛翔青、虹影等,也不乏曾经留居英国后又移居美国(或其他国家)并发表文学作品而常被归纳进华裔美国文学(或其他文学类别)的作家,如蒋彝、马严君玲、陈慧慧等。因此,英国华人文学研究更加侧重于考察这些作家在英国创作和出版的作品,并将这一类作品归入英国华人文学的范畴。
结 语
“英国华人文学”这一指称既客观反映目前英国华人文学的发展现实,又高度体现英国华人群体的认同意识,也彰显了其与华裔美国文学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主题特征上的鲜明差异。需要强调的是,英国华人文学既是海外华人文学的重要支脉,也是英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很遗憾,与声势浩大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相比,英国华人文学研究不只滞后,还显得势单力薄。它既没能像华裔美国文学一样堂而皇之地进入大学的学科建制,也仍未有如《亚美杂志》(Amerasia Journal)、《新兵读法》(Dounter Point)等亚裔美国文学研究期刊的出现为英国华人文学研究提供学术阵地,甚至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也没有任何一本学术专著致力于英国华人文学的整体研究,更没有任何一场以它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的学术研讨会。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种与英国华人文学本身不断壮大的发展趋势相悖的研究窘境,实际上恰恰焕发着亟待开采的勃勃生机,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的开拓与探索都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