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翻译理论在翻译中起指导作用，学者们在不断探索翻译准则，比如严复就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美国翻译家奈达提出“对等理论”，法国的著名文论家艾斯卡皮影提出的“创造性叛逆”，不胜枚举。这些翻译理论和观点都为后期的翻译发展提供了平台，提高了翻译水平。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其它文本翻译相比，难度和要求会更高，会有丰富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因此，翻译文学作品时，不仅要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也要挖掘文本的内在含义及原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尽可能再现原作的艺术性和意境美。菲利普·刘易斯曾提出忠实是翻译的最基本标准，他认为翻译的忠实性决定了翻译的准确性，并分析了忠实和创造对翻译的影响，以及它们的对立统一的关系。

2物理专业名词的创造与忠实

刘易斯提出：“翻译效果的衡量方法是忠实”。翻译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习俗、个人情感等主客观因素都会影响到翻译效果。传统的忠实观可以说是静止的，而我们现在讨论的“忠实”是基于“创造”的“忠实”，是动态的。忠实的活力在于创造。忠实与创造是密不可分的，是相互依赖的，辩证统一的。比如熵：英文entropy，起源于德语Entropie，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 Clausius）最早提出。1923年，德国科学家普朗克（Planck）来中国讲学时用到“entropy”这个词，胡刚复教授（时任中国科学社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翻译时灵机一动，把“商”字加火旁来意译“entropy”这个字，创造了“熵”字（音同：商），因为熵是Ｑ除以Ｔ（温度）的商数。语言的差异和冲突是翻译创造性的哲学背景。

3物理专业名词的创造与忠实的辩证统一

对于诗歌的可译不可译的问题上，很多学者产生质疑，朱光潜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中西方对于物理名词在意蕴传达上存在很大差异。奈达（Ａ．Ｎｉｄａ）曾说翻译中，形式与内容的矛盾是尤其突出的。形式上是用韵体还是自由体，内容上是直译还是意译，这都给物理名词翻译带来极大的障碍和困难。形式是手段，内容是目的，两者都至关重要，哪个也不能舍弃，虽然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也可“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在忠实的基础上也可有限度地发挥创造性，在表达了基本意义的同时，尽力再现物理的针对性，形式固然重要，但不能因形而害义。比如测不准原理：这可能是物理学中流传最广的一个翻译错误，海森堡（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本意是描述量子系统固有的不确定性，即不对易算符观测值方差之间的关系。从物理含义的角度来讲应该叫“不确定关系”，这种关系与是否进行测量、如何进行测量无关，完全是量子算符本身的性质。

4“创造”基础上的“忠实”

有些人把翻译的忠实直接理解为“对等”无论是就直译成分而言，还是意译成分而言，两种语言的转换都不存在所谓的“对等”，都只是人们强加给翻译的一种方式，就全局而言，只要做到“曲尽其妙”的效果就是成功的翻译。可惜，如今，还有很多的翻译学者们把“对等”当作他们固守成规的标准。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中的词语概念或者所指很多都不是“对等”，而是“文化代偿”或“意义代偿”，可统称为“文化解释”。例如章动：这个术语的翻译也很有意思。章动是在行星或陀螺仪的自转运动中，轴在进动中的一种轻微不规则运动，使自转轴在方向的改变中出现如“点头”般的摇晃现象。这种现象是英国的天文学家詹姆斯·布拉德利在1728年发现的，但直到20年后才得到解释。地球章动的周期为１８．６年，于是我国学者将其翻译为“章动”，原因是我国古代以19年为一“章”，所以一“章”基本就是章动的周期。

5结语

物理专业名词的翻译中的创造和忠实是密不可分、辩证统一的，而且创造是基于忠实原意基础的，而忠实也是相对的、创造性的忠实。不管是创造还是忠实，都是对原文的现在和还原，最终就是要充分传达作者的科学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