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隐喻义释义方面，Meer对四部英语单语词典(即第五版OALD、第三版LDO（E、第一版（)DE和第二版（OBU)Z,D)的调查结果显示:隐喻义通常以解释或描述为主，与基本义之间存在隐性关联，无特别提示加以明示，不利于二语学习者掌握两者之间的语义关系。   

本研究以morass的隐喻义为例，对六部英语单语词典的调查结果证实隐喻义释义较详尽地解释了该义项的语义特征(即diffi（ult to es（ape from, get out of, move through, or dealwith等)，但根据表2.3，虽然词典文本中使用了不同词汇提示隐喻义与基本义的相似性，但均未采用任何显性手段将两者予以关联。 

  在汉语单语词典《新华》和《现汉》中，隐喻义与基本义的释义分析仍以“蜂”为例。结果显示，汉语词典中的隐喻义释义也经常借助“用于比喻”、“形容”等字样来说明该义项为修辞性用法(见表2.4 )。与英语单语词典相同的是，汉语单语词典也通过在释义中重复或重述基本义的关键词以暗示隐喻义与基本义之间的联系(如隐喻义中的“成群地”与基本义中的“群居”)。这与Meer < 1997)的研究结果“隐喻义与基本义之间的关联具有隐形性特征”相一致。   

词典文本分析结果显示(见表2.5 )，隐喻义与基本义之间缺乏直接联系，基本义的关键词鲜有出现于隐喻义之中。从语义认知关联角度来看，双语词典的隐喻义译义较单语词典的隐喻义释义更需要改进。虽然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使用英汉词典时可借助母语知识系统推导基本义与隐喻义之间的语义关系，但鉴于使用者的英语水平存在差异，并且隐喻义是隐喻认知的基础，以辅助二语隐喻能力发展为目标的双语词典仍然需要在隐喻义译义表征方面突显义项之间的隐喻性联系。  

 由此可见，当前学习型词典隐喻义释义以“解释用法”为主;隐喻义与基本义的语义关联主要以“重复基本义中的关键词”这一方式完成，并无其他表征手段明示两者之间的联系。从词典用户视角来看，虽然Meer (1997)倡导的“添加解释性语言以明确基本义与隐喻义的联系”有助于学习者系统认知与记忆所查词汇，也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但至今该释义模式尚未大规模应用于词典编纂(尤其是双语词典编纂)，也缺乏充分的证据说明该新型释义是否为学习者所认可，并有助于词汇语义习得。   

在隐喻义标注方面，词典广泛使用“喻”标注(即figurative )始于19世纪早期  ( Osselton1988 )。从功能上来看，该标签在明确基本义与隐喻义区别的表象下，根本初衷在于提醒学习者隐喻义是一种“危险”或“不正常”的有标记性用法(marked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语言观，隐喻性语言(figurative language)被视为常规语言的异化产物，因此备受歧视。Hobbes (1651，转引自陆谷孙和王馥芳2005: 27)甚至断言，’(隐喻和转喻)永远不可能成为任何推理的真正依据”。由于传统词典编纂旨在向较低社会阶层提供正确与规范的语词用法，当时的通行做法是将多数语言使用者接受的无标记语词(unmarked)视为具有缺省值(default value)的正常语词，在此之上(即“正式用法，与在此之下(即“非正式用法，’)的语词则用语体标签标示，以提醒使用者注意这些语词的特定社会语用后果。“喻”标注作为非正式用语的符号标识即为该编纂理念的产物之一。

   从标注使用来看(见表2.6 )，八部单语词典中有五部仍然保留隐喻义标签29，三部双语词典全部使用了隐喻义标签(分别为，’<喻>”、“〔喻〕”或，’<比喻>”等)。OALD和（ALD在词典前件所提供的标签用法说明中明确了隐喻义标签的用法与意义，其他六部词典则将隐喻义标签与其他标签(或略语)在释义凡例中加以说明;OALD和《新华》还专门为隐喻义标签提供了相应的例证。  

 从标注说明来看，双语词典的解释较为简单，大多将其归于“修辞略语”之列。反观单语词典，则更倾向于从语用层面解释隐喻义，将其视为一种特殊词汇用法。尤其是《新华》还特意对隐喻义的来源及其类别进行了细致的说明。虽然如此，所有用法说明并未提供该标签的具体位置与标注对象等信息，再加上例句的缺失，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同词典文本中隐喻义标注不一致的现象(Osselton 1988，转引自陆谷孙和王馥芳2005: 26-27)0    从标注对象来看，不同词典的处理方式亦不尽相同。OALD重视义项在例证中的隐喻性用法，不直接标注隐喻义;（ALD, MW和《新时代》或标注例证，或标注隐喻义，但不会对两者同时标注，MW还在标注前使用破折号“一”加以提示;《新英汉》和《英华》主要标注隐喻义。就汉语词典而言，《新华》在为字条隐喻义加注的同时，考虑到汉语词典“以字代词”的传统，也标注词语的隐喻义，但标注对象仍以字的隐喻义为主;《现汉》由于在释义中己使用“比喻”提示，标注对象主要为例证。                        

    表2.6英语单语与双语词典的隐喻义标签在隐喻义排序方面(见表2.7 )，虽然传统义项排列原则有三，宗旨与用户需求，以使用频率为主，泛应用紧密相关。逻辑联系与使用频率原则应用更为广泛。目前，但基于学习型词典的编纂英语单语词典的义项排列或是使用频率为主、逻辑联系为辅。这与当前语料库技术的日趋成熟与广相较之下，国内词典编纂尚未大规模借助语料库，系为主。除《新时代》外，中对排序原则作具体说明，《英华》、《新英汉》、《新华》和《现汉》义项编排仍然以逻辑联等四部词典并未在前件这在辅助学习者对义项区别化对待方面略显不足。 

  虽然英语单语词典提供频率信息，但是大多数标注仅针对词目词(即“词频”)而非义项(即“义频”)。例如，OALD近义词辨析栏中的目标词汇排列、LDO（E对常用词在口语及书面语中的频率标注、MEDAL针对常用词的红色星标、（OBUILD为词目词添加的蓝色菱形标注等均为词频信息。唯有（ALD根据（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e(（EFR ) 将二语学习者需掌握的词汇语义分为六个等级并配以不同标识，真正实现了“义频”标注。 

  研究结果显示(如Meer 1997; Moon 2004;源可乐2002;田兵和陈国华2009:徐海等2012等)，以使用频率为序虽然能够“指示该义项在多义词众多义项中的地位和价值，帮助他们决定义项学习和掌握的顺序”(田兵和陈国华2008: 5)，有利于信息查检。然而，此举割裂了义项之间的语义关联，造成大量隐喻义被排列于基本义之前，不符合语言认知规律，对词汇系统认知弊大于利。而且，由于词典编纂的复杂性以及语料库数据的不稳定性，很难真正做到按照使用频率排列义项。此外，语料库之间的差异也是造成同一义项在不同词典文本中排序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容易干扰学习者的判断。因此，如何将使用频率原则与语言认知目标相结合，这是以辅助二语词汇能力发展为宗旨的双语词典编纂在义项排列方面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隐喻义配例方面，单语词典所提供的例证数量整体高于双语词典;整句例证占绝对优势，短语例证数量极少;动词例证数量略高于形容词与名词。虽然整句例证能够充分体现词汇应用语境(Khatma 1984: Fox 1987;  Williams 1996;徐海2008)，但短语例证“概括力要比句例强得多。词典的编者正需要努力多提供这类‘样板’，使词典篇幅简短而又能充分发挥效用。”(黄建华2011: 73-74)隐喻义短语例证的数量不足不利于隐喻信息表征从词汇内部层面向词汇组合层面的延展，也为隐喻信息的系统表征制造了些许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