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是人类最主要的沟通方式。美国当代发展心理学家托马塞洛在《人类沟通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人类的沟通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合作的事业，在彼此假定的共同概念基础下，彼此假定的合作沟通动机下，以最自然且平顺的方式进行。”(2012: 4)这段剖析鞭辟入里，一方面强调沟通以“概念化”( （on（eptualization)为基础，关乎认知思维;另一方面突出沟通以“意向性”< intentionality)为需求驱动，需要依赖交际语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托马塞洛的观点印证了近三十年来世界范围内语言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旨趣上的“返璞归真”，例如认知语言学的蓬勃发展以及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研究中认知路径的兴盛。作为一个现代语言学研究流派，认知语言学后来居上，其优势即在于对人类沟通行为中言语交际行为本质的回望与反思，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理性结果。认知语言学的诸多理论研究成果也对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学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与重视。

众所周知，认知语言学最早关注的研究对象为言语交际中的隐喻现象，而这正是人类言语沟通行为的主要“概念基础”。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研究理论成果丰硕，不仅关乎人类语言认知本质及其重要机制的揭示，而且也为语言应用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学术滋养。这方面，词典学研究也不例外，尤其是在学习型词典研究领域。尽管在传统词典编纂实践和理论探索中，言语中的隐喻表达从来都不是词典编纂或研究主体视域聚焦的盲点，但对该语言现象的全新反思、全面理解与深度描写，确实得益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启发。具体来说，传统隐喻研究将隐喻视为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主要从修辞学角度剖析隐喻的本质、特征、功能、类别及其存在价值等。作为描写语言现象与规范语言使用的学习型词典，也就有义务在文本中对这种重要而特殊的语言现象进行描述。以往的词典编纂者通常会借助编纂符号，或使用文字说明对相关信息进行标注或说明。但这些词典信息表征手段还远远不够，难以深层次、系统化地为学习者提供相应的语言文化习得帮助。

语文词典是语言学习的重要辅助工具之一，学习型词典从语文词典类型中的分化更是适应语言(尤其是二语或外语)学习特殊需求的直接结果。学习型词典与传统语文词典的类型分野，其关键就在于学习性的凸显或针对性的强化。简言之，学习型词典不仅要满足一般词典使用意义上的信息检索功能，更重要的是满足学习者的语言文化认知与语言能力发展的需求。可以说，学习型词典研编的灵魂或目标即在于其学习性。学习型词典又称学习者词典，其编纂理念或设计理据的所有出发点或归结处，都应该围绕词典目标用户的认知需求。因此，不难理解，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相关学科领域(如跨文化交际学、认知科学、语言习得等)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不断深入，学习型词典研究逐渐呈现跨学科态势，其中最令人瞩目者即为认知语言学与词典学的相互融合，甚至有学者提出“认知词典学”这一新型研究路向。事实上，在单语抑或是双语学习型词典研究领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编纂实践方面都己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探索。然而，总体而言，“认知词典学”这个新术语所引发的词典学研究与实践的认知转向，目前仍滞留在务虚阶段，或者说还没有进入更多实质性的探讨。就现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来看，也存在很大的深化与拓展空间。这方面，英汉双语学习型词典的研究更是鱼待补白。鉴于人类言语交际中隐喻现象的普遍性，隐喻思维对于言语沟通的重要性，以及异质语言文化在隐喻思维特征方面的差异性，二语习得以及语言能力发展的相关研究自然不能忽略隐喻相关问题的探讨。同理，旨在辅助二语词汇学习及词汇能力发展的双语学习型词典，其理论与实践研究都应将隐喻信息的系统表征视为应有的题中之意。本研究将尝试借助认知语言学隐喻研究成果，考察双语学习型词典系统表征隐喻信息的必要性、可行性与有效性，在探索词典学与认知语言学乃至二语习得研究领域有机结合的同时，推动双语学习型词典研编认知转向的文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