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一直是会计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盈余管理的动机、目标和工具。就动机而言，随着现代市场环境、监管环境的日益复杂化，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主要包括契约动机、资本市场动机、税收动机以及政治动机等。其中，契约动机又可分为债务契约和管理层薪酬契约等。

在债务契约中，债权人为维护自身利益，通常在契约中约定一些以会计数据定义的保护性条款，如资本结构的限制等，并以此判断公司未来的财务风险。公司管理者很可能会根据资本结构所反映的信息筹划盈余操纵，以便降低违约风险。由于薪酬契约的存在，管理层有可能为了获取理想的薪酬而根据对资本结构变化趋势的判断进行盈余操纵。

徐众军等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上市公司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还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异特征，发生在四季度的盈余管理行为比其他三个季度更多。例如，源自于契约动机的盈余管理主要发生在第四季度，其动机可能是因为前三个季度的实际经营情况与债务契约或薪酬契约的要求不符。由于上市公司三季度的资本结构数据偏离债务契约条款的规定越大，则四季度发生违反债务契约的风险也越大，因此有可能促使管理层在四季度实施债务契约动机的盈余管理。可见，三季度的资本结构状况有可能是管理层在四季度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

根据盈余管理活动是否对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产生影响，盈余管理可以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类。前者只影响会计盈余的期间分布，不影响会计盈余的总额和现金流量;后者通过实际的交易活动操控经营、生产成本和酌量费用从而操纵盈余，手法较多且不易被识别。因此，近年来真实盈余管理越发受到管理层的青睐。

本文尝试从时间差异的角度人手，分组研究上市公司三季度资本结构趋势对四季度实施盈余管理操纵的影响及其差异。具体的研究思路为:首先根据债务契约和管理者薪酬契约理论，引人修正的Jones模型来衡量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建立三季度资本结构与四季度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相互关系的假设;选取2009-2012年的数据，尝试将样本公司按照三季度资产负债率的大小分为“低”、“中”、“高”三组，对上述假设进行分组实证检验;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并结合我国盈余管理的时间差异特征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操纵的监管策略提出相应的意见与建议。

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三季度资本结构的“低”、“中”、“高”三组对四季度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2)三季度资本结构的变化趋势是如何影响四季度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受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及差异可能存在的原因;(3)四季度实施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中，三种不同的行为方式所带来的效果是否相同。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国内外研究资本结构与盈余管理关系的文章大都直接采用年报数据，本文从盈余管理行为动机发生的时间差异特征人手，选取季度数据对管理层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进行较为深人的分析;(2)尝试将样本公司按照三季度资产负债率的大小分为“低”、“中”、“高”三组，分组研究上市公司三季度资本结构的变化趋势对四季度实施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差异性;(3)与以往参考Roychowdhuryr的方法度量真实盈余管理不同，考虑到公司“削减资本投资，以减少资金占用，从而减少财务费用”也是一种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本文在使用此模型时加人了“财务费用”变量;(最终以STATA拟合图形式呈现三季度资本结构的变化趋势与四季度实施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操纵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