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召集各中央局和省委负责人工作会议，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相关问题。这场会议使得原本归于平缓的白银厂“五反”运动又活跃起来，并走上了更“左”的道路。工作组组长高扬文得知中央即将召开这次会议的消息以后，迅速向国务院主管领导汇报了联合工作组在白银厂的相关情况。5月4日，高扬文又赶回北京，向有关部门和负责领导汇报情况。随后，在高扬文的组织下，甘肃省委在联合工作组起草的《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是怎样转变的》一文加上按语迅速上报中央。

5月30日，中共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由高扬文负责撰写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领导权的报告》。这个报告对白银厂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度估计，将以李子奇为首的公司领导看作是一个己经受到资产阶级腐蚀而烂掉的班子。报告还指出公司党委副书记崔国权和常耀华都是出身不良的阶级敌人，是带着野心混入党内的。进入白银厂以后，这两人生活腐化、吃喝玩乐，并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利用自身的领导职务将一大批地富反坏分子和思想品质恶劣的人安插在各种领导岗位，使得整个白银厂鸟烟瘴气、暗无天日。期间，作为公司第一副书记兼经理的李子奇也被他们拉拢腐蚀，使得白银厂完全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掌权的独立王国。报告上还指出，白银厂生产经营管理混乱，机器设备损坏非常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乱搞协作成风，领导集团生活极端腐化等问题。此外，该报告还总结了联合工作组在白银厂的一些具体做法，比如依靠群众夺回领导权、把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紧密结合等，这些做法被称为“白银经验”。

这份报告的内容与结论，无疑“证明”了毛泽东对于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坚定了其加大“四清”运动力度的信念。在毛泽东看来，白银厂的问题绝对不是孤立的，既然白银厂内部出现了资产阶级，那么其他国营企业也可能出现，如果再不采取积极果断的措施，全国范围内还会产生更多像白银厂这样己经烂掉的企业。6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批了该报告。批示指出，像白银厂这样的企业变了质，教训是极其深刻的。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事件，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并提醒全国领导干部，绝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中共中央认为，白银厂的夺权斗争说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同时也说明，在全国城市中开展依稀社会主义教育和“五反”运动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①。至此，所谓的“白银经验”开始向全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