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重视历史的整体框架，或是从结果倒推原因的话，日本南进原因可以简单归结于其侵略野心。但是，过于倾向道德批判可能会使我们忽视国际政治以及历史进程中的复杂动态。因此，辨证性地、批判地考察日本南进的变化过程既符合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又能成为中日关系史中坚实的组成部分。以此为出发点，本文对日本民间社会的南进思想是起源于何种历史脉络之下、又是出于何种原因被提升为国家政策的这一变化过程做一考察。

理解近代日本南进思想，首先要把握其背后的历史脉络。相比于福泽谕吉代表的“脱亚人欧”论以及冈仓天心代表的“亚洲主义”而言，南进只是近代日本思潮中的旁系。福泽强调“脱亚”—实为脱离中华秩序，以帝国主义的方式对待东亚。相反，冈仓强调“兴亚”，呼吁建立日本主导下的亚洲一体性以对抗欧美列强。这两种思想在日本近代史进程中相互对立，又相互交错、相互利用，呈现高度复杂的态势。那么，我们需考虑的是，南进思想的起源和演变与这两种思想是何种关系? 

1903年，日本思想家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中开卷明义地提出“亚洲是为一体”，“如果亚洲是一体的，那么亚洲各民族形成一个强大的单一体系也就是必然的事实”。冈仓强调的“事实”，其实只是一种期待，因为百数十年以来，亚洲的一体化至今仍处在缓慢的进程之中川。但是，当时日本的亚洲主义者确有在南洋活动的迹象。例如，1893年，泰国在法国炮舰外交的胁迫下，割让了媚公河以东地区并赔款，对此义愤填膺的宫崎滔天、岩本千纲、石桥禹三郎等人立刻进人泰国，试图通过日本移民锄强扶弱。可这类案例并不多见，难以说明南进思想与亚洲主义具有足够的相关性。当时南洋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实际情况与东北亚国家差别甚大，南洋既有盘根错节的欧美势力，又不属于传统的儒教汉字文化圈，宗教、人种上也与东北亚国家存在差异。此外，日本早期的认识中，并不存在“东南亚”的概念，南洋的岛屿(例如苏门答腊岛、婆罗洲岛、瓜哇岛、菲律宾)被认为是属于大洋洲的范畴，中南半岛的越南、泰国、缅甸等国则属于亚洲。因此，亚洲主义的理论显然难以通用于南洋，事实上，亚洲主义者在南洋的行动也是浅尝辄止。尽管南进思想与亚洲主义之间关系薄弱，但是却不可忽视近代日本与南洋地区之间事实上逐步形成的人员、物品、资金、思想流通的网络。  

19世纪后半期，南洋地区基本上已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此时，日本首批集体进人南洋的是各类娟妇，俗称“唐行小姐”，以及小商贩、农民、苦力、渔民等日本社会中苦于生计的底层人士。正如当时日本民谣《流浪之旅》的歌词描写的那样—“不断地流浪，落脚之处，北方的西伯利亚，南方的瓜哇”团，这些早期进人南洋的日本人并非源于政府政策，而是谋求生计的偷渡行为。偷渡南洋的日本底层人士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社会人地不均的压力，以至于思想家福泽谕吉都表示过赞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日本利用列强在欧洲战场对抗的机会，加强了对南洋的渗透。特别是日本在一战中从德国手中夺取了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后(1914年实际控制，1919年通过《凡尔赛条约》获得委任统治权，1922年在科罗尔岛设置南洋厅负责群岛事务)，日本获得了进人南洋的有效据点。此后，日本向南洋的人员和资金输出转变为具有政府背景的大型企业为主导，日本的金融银行系统也随之在南洋铺开网络。南洋地区因此成为了日本的原料提供地和销售市场，并且是衔接日本、美国、中国贸易网的重要环节。日本通过向美国出口生丝换取棉花和机械，运用棉花与机械生产棉制品出口东南亚，以换取石油、橡胶、锡矿等重工业原料，再将从东南亚获取的重工业原料生产为重工业产品，出口至中国、台湾、朝鲜等地，换取煤炭、铁矿等原料以及大米、砂糖、盐等生活必需品川。一战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额增加了8倍，进口额增加了5倍，常驻日本人口也增加了2倍2万余人户}。但是，日本必须要面对来自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的竞争，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这种竞争进一步恶化。在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欧美列强在东南亚的贸易受到巨大冲击，但日本反而凭借廉价劳动力、低汇率以及地理优势快速地扩大东南亚贸易。日本过于“优异”的经济表现引起了欧美列强的反感，加上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引发“九一八事变”的影响，欧美列强认为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行为同样是“具有政治野心的”，像是“宗教般的狂热爱国主义”，因此，南洋的各个殖民地宗主国都采取了针对日本的贸易壁垒政策，南洋社会甚至爆发了反日运动。反而言之，欧美列强的反弹行为也加深了日本社会的焦虑感—日本南进的大门会不会就此关闭。  

  除人员、资金之外，日本与南洋还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网络，其内容主要是围绕革命和民族独立展开的。例如，1888年末广铁肠与菲律宾民族独立英雄何塞·黎刹一同游历了日本、美国、英国等地后，以菲律宾民族独立为故事背景出版了畅销政治小说《南洋之大波澜》。1898年，将菲律宾独立运动作为主要议题的东洋青年协会在日本成立，日本、中国、菲律宾、泰国的青年皆有加人，该会成员山田美妙在1902年出版了《菲律宾独立战话》一书川。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强烈地刺激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潘佩珠正是一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东风一阵，真是令人心旷神怡之事”，‘旧俄战争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困。1905年潘佩珠游历日本谋求军事援助，虽然没有成功，但却因同在日本的梁启超的劝说展开了“东游运动”，帮助约200名越南青年到日本学习政治、军事川。除此之外，与缅甸佛教徒协会总会渊源颇深的民族主义僧侣乌奥塔马在1905年写道，‘旧本是历史上未闻其名的东赢小国。俄国人的体格近日本人的两倍”，“从未人流的日本和俄国人开战，为何会取得胜利呢?简直不可思议”，并于1907年东渡到日本去学习。印尼独立运动领导人穆罕默德·哈达在1923年的文章中称，日俄战争是影响印尼民族主义的三要素之一，对马海峡的一声炮响打开了20世纪川。当然，南洋的民族主义者们并未在日本寻获理想答案，反而收获的只是对日本的失望。但是，日本与南洋之间所产生的思想网络却不可忽视，尔后这也成为日本进攻东南亚时利用的政治资本。   

总而言之，日本主导下的这种人员、资金、思想网络与欧美列强主导的殖民地体系产生的复杂的利害关系是刺激南进思想的重要要素，并且，从日本内政的角度而言，与这种网络相互捆绑的日本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诉求也使南洋变得更加重要。需注意到，这种网络和现代意义上强调发展、平等、合作的地域统合概念在本质上相异，当时的南洋只是没有“发言权”的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