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富恩特的著述中,有一个出现频率相当高的关键词:"salvar",这个动词也常以其名词形式“salvaci6n”出现。此词既有一般意义上“救助、挽救、拯救”的意思,又有宗教意义上的“拯救”之意。拉富恩特在使用这个词时,更多偏向于使用其后一种含义。那么,什么是宗教意义上的“拯救”呢?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第二十二版字典对这一义项的解释是:“指上帝将荣耀与永久的幸福赐予人。在这里,“荣耀”(gloria)与“幸福”(bienaventuranza)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都不是指尘世意义上的荣耀与幸福,而是指人在结束尘世生命之后在天国享有的荣光。在基督教、天主教的语境里,所谓“拯救”,或者“救赎”,就是指上帝让人摆脱肉体生命的限制,获得永久的存在;人的“得救”,就是免于湮没于空无,可以永恒地延续自己。
在拉富恩特那里,拯救的施动者就从上帝变成了艺术或者艺术家,那么被拯救的是谁呢?拉富恩特创造了一个概念:个人拯救的美学(la estetica de la salvaci6n delindividuo)。被拯救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或者说人类(e1 hombre),也不是人的集合体—群众或是大众,而是具体的、单个的人(individuo)。这单个的人,不是奥尔特加在现代社会中看到的那种均质的、无差异的、彼此相似的个体,不是启蒙理想中的那个看似指代所有人的抽象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作为人生个案的人,用乌纳穆诺的话说,就是“血肉之人”( hombre decarne y hueso)。
乌纳穆诺正是在他初版于1913年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中提到了“个人拯救”的概念的,而这本书的开篇就围绕着“血肉之人”展开。乌纳穆诺是这么定义“血肉之人”的:“就是出生、受苦、死去—特别是终会死去的人,吃饭、饮水、玩乐、睡觉、思考、想望的人,其形象被看到、其声音被听到的人,就是兄弟,真正的兄弟”。对乌纳穆诺来说,这才是真正存在的人,才是真正鲜活的生命;称之为“兄弟”,可见“血肉之人”所蕴含的基督教意味,并不完全等同于存在主义者的“存在”。与“血肉之人”相对的,是被科学定义的人,抽象的人“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不属于今天这个时代,也不属于另外哪个时代,没有性别,没有祖国,没有观念,总之,是一个“非人”。不独乌纳穆诺,20世纪的很多思想家都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人性的被遗忘、个体生命的被漠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表现出“非人化”的趋向。
乌纳穆诺认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不在于人有理性、动物没有理性,而在于人有感情(sentimiento)、动物没有感情。感情是先于理性的,人首先有了感知情绪,然后才有观念想法。人活在世上,而对有限的尘世之生以及不可知的身后,必然感到生命是一出戏剧、一出悲剧,是幻梦,是荒诞,是永恒的矛底‘我们只是靠着矛盾也为了矛盾而活着;生命是一出悲剧,悲剧就是永恒的斗争,没有胜利也没有胜利的希望;人生就是矛盾。”感到生命的悲剧意味,这才是人生最大的问题。因此,人不是手段(medio),而是目的(fin。人生不是为某一门科学、某一种事业、某一个理念服务的,不是摆渡的工具,而正是摆渡所通达的彼岸。每一个个人都渴望自己的永恒不朽。乌纳穆诺写道:人在宗教中、在宗教信仰中所寻找的,就是拯救他自己的个体,使其永恒,这是不能通过科学、艺术或是道德来获得的。……我们需要上帝,不是为了让上帝教我们认识真理,或是美,或是让上帝用酷刑或惩罚来保证道德,而是为了让上帝拯救我们,让我们不会死于空无。
正是在这里,乌纳穆诺提出,世界上除了“真、善、美”这三大价值外,还有一个重要价值,那就是“个人的拯救”。
乌纳穆诺的见解映射出时代的一大危机:传统信仰价值而临崩溃。西班牙以其固守中世纪传统之故,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晚地迎来这一危机。而对这样的危机,乌纳穆诺的选择是捍卫而非推翻固有的信仰,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重新强调传统价值。对尼采来说,上帝己死,人需要在艺术中寻找救赎,而对乌纳穆诺来说,上帝依然存在,继续为而临丧失个体性的危机的人们提供拯救之道。是天主教最坚定的捍卫者、反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拉富恩特指出了西班牙巴洛克艺术的主要特征所在:“西班牙艺术以其宗教的和世俗的题材,让我们惊异于它对主题的热烈投入、对轻快优雅之美的鄙夷以及其无所不渗入的人性。可以这样说,西班牙民族的特点就在于对生命进行戏剧性体验的享赋。”淤接着,拉富恩特举出西班牙文学史与艺术史上的名人与名作,试图解释这种西班牙特有的、以生命为戏剧—悲剧的主题:中世纪诗人豪尔赫·曼里克、巴洛克画家里维拉、近代的戈雅、卡尔德隆的名剧《人生一梦》……他说“这样的戏剧就是人的命运,而此处的‘人’是具体的人、血肉之人,一切哲学的主体和最高目的,正如乌纳穆诺在一本书中给出的定义,这本书有力地证明了,西班牙的诸位伟大灵魂所构成的这一脉络可以在20世纪得到延续’,。拉富恩特所说的这本书,就是乌纳穆诺的《生命的悲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