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流文化的包容与非主流文化的勃兴  

 进人社会转型期后，我国社会道德文化规范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失序状态，即判断事物的是非标准变得模糊，社会文化规范的真空为社会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提供了契机，尤其是进人互联网时代后，社会成员对于多元文化的包容和接受程度不断提高，这其中就包含了独特的、与众不同的、非人云亦云的青少年网络亚文化。哈贝马斯认为，文化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是意义生产系统、合理化交往的背景，正是在文化的传承和积淀中，一个社会形成了自身达成共识和共同理解的知识储存，从而保证了人们之间的合理化交往。川然而，基于虚拟空间宽泛性与包容性而成的青少年网络缺场互动仪式，虽未解构社会成员的合理化交往，但当网络语言的工具理性地位显著提升时，其价值理性就会因此消减，而网络低俗语言不应包含进哈贝马斯所建构的文化范畴之内。但是，这种网络非主流文化不是以颠覆社会主流文化的形式出现的，相反，网络非主流文化成为了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部分，网络非主流文化既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奇思妙想，也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青少年网络低俗语言泛滥既反映了青少年群体在多元文化交织碰撞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浮躁心态，也折射出社会主流文化价值在当代青少年身心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日渐式微。此外，网络非主流文化的形成有其自发性和偶然性，即它的产生与发展往往无规律可循，是一种没有组织和计划的自由文化，这一特征恰恰迎合了青少年猎奇追新的心理，促使青少年群体能够很快接受网络非主流文化，同时也在身体力行地拓展和丰富着网络非主流文化，青少年网络低俗语言泛滥就是这一身体力行的主要体现。  

(二)青少年群体标新立异的个性及从众心态   

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一生当中好奇心最强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青少年群体富于幻想、富于创意、思维活跃、标新立异，追求独特的文化和生活品位，他们往往不囿于传统的文化期待，喜欢突破牢笼与束缚，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以此来炫耀自己，重构符号的意义，并挑战社会主流文化的地位。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更新着人们的语言表达方式，一些曾被奉为经典圣律的先贤思想如今遭受着否定，一些早已弃之不用的文字今有重生，一些赞誉之词变成讥讽用语，一些污言秽语竟化成了网络空间沟通互动的“香悖悖”。在网络传媒时代，要想在海量与及时更新的讯息中博得关注，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善于运用话语符号，而信息的碎片化导致受众的注意力变短，颠覆性的语言更容易吸引关注和眼球，因此，使用富于特色的网络流行语成为了青少年群体博取他人关注的惯用策略。青少年群体在助推语言变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网络低俗语言的出现不是简单的语言变革，而是异化为青少年群体展示其标新立异个性的工具。 

  标新立异与从众是青少年群体共存的两种心理，从某种程度而言，从众也是一种标新立异，因为追求加人一种亚文化群体，也就意味着将和其他文化群体划清界限，这不是一种对于他者文化的隔离或拒绝，而是一种文化濡化，人类学家将文化濡化界定为“人类个体适应其文化并学会完成适合其身份与角色的行为过程”。也即是说，青少年使用网络低俗语言并不是完全机械地被动接受，而是在解构自身原有文化模式基础上重构符合群体特征的新的文化观念系统。青少年时期是个体性格和价值观型塑的关键时期，由于青少年自身的心理波动与叛逆，会导致他们出现价值判断的不成熟性和行为的盲目性，在追新求异的同时也易陷人时尚的从众文化潮流之中，此时的标新立异区别的不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而是无形之中促使着一类亚文化群体的形成。此外，少数网友会由线上“缺场”交往走向线下“在场”互动，这主要普遍存在于同辈伙伴交友圈子，根据柯林斯的观点，亲身在场使人们更容易察觉他人的信号和身体，进人相同的节奏，捕捉他人的姿态与情感，确认共同的关注焦点，从而达到主体间的互动。即青少年在虚拟空间中会形成一种对于网络低俗语言的“虚拟阪依”，而这种群体情感力量会经由线下互动得以巩固，从而扩大亚文化群体的整体影响力。   

(三)家庭教育的短板与学校教育的缺失   

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与道德素质培养的关键场域，近年来，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工作生活压力的增大，家庭教育在青少年子女的身心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加之父母的溺爱及隔代教育对孩子的放纵，导致部分青少年没有在社会化的早期阶段得到正确的引导，以致出现当代青少年群体道德品质下滑的趋势。修养不是简单依靠后天的专业学习就可以获得的，家庭教育早期阶段的修养培育关乎着青少年群体日后道德品位的高低，因此青少年广泛使用网络低俗语言不应简单的归咎于社会环境的宽容和道德坐标的失衡，家庭教育的短板也是促使青少年群体使用和广泛传播网络低俗语言的重要因素。 

  学校是青少年学习专业文化知识的主要场所，在应试教育理念影响下，各个教育阶段都比较注重学生的智力培养，而忽视对学生的道德素质培养，“重智轻德”仍旧是许多教育工作者坚守的教育思想，从而削减了场域中青少年身心成长中自律和他律的张力。如今的学校校园早已不再像古代的学堂那样单纯朴素，互联网打破了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藩篱，智能手机的普及与新兴媒体的介人，让如今的青少年学生更为迅速与直接地获得社会上的各类信息，而其中的一些不良信息和低俗文化也随之渗人到了他们的思想当中。此外，思想品德教育与思政教育课程虽在开设，但收效甚微，在各种考试中，青少年学生可以按照既定的标准答案去理性规划自己的言行举止，可在实际生活中，知行分离的现象和案例不胜枚举，近些年青少年犯罪率的攀升就是最有力的佐证。网络低俗语言如若使用过度或是恶意攻击，轻则会形成网络语言暴力，严重的则会从虚拟空间走进现实生活，酿成悲剧。目前，校园军事化管理不再是人心所向，也不是化解风险与提升大学生能力素质的有效方法。围墙束缚了双脚，但禁控不了网络非主流文化的传播，因此，青少年网络低俗语言的泛滥，学校教育难推其责。    

青少年网络低俗语言泛滥实际是家庭与学校两类场域互构的结果，家庭与学校青少年教育方面不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个统一体，因此，青少年网络低俗语言泛滥不能简单归咎于家庭或者学校其中任何一个环境客体，当然也不能忽视家庭与学校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链条关系。   

(四)新闻媒介传播助燃网络低俗语言泛滥 

  新闻媒体是现今老百姓获得最新信息、感知社会变化的重要途径，各类新闻媒体也在宣传国家大政方针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因新闻媒体对于部分事件的过度宣扬或随意夸大，也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不小的危害，关于新闻媒体的道德良知与伦理角色定位不仅是科研人员需要破解的难题，也正在成为公众视野的焦点话题。青少年网络低俗语言的泛滥，新闻媒介发挥了助燃作用，青少年是收看和关注综艺娱乐节目频率最高的群体之一，然而为了更好地博取青少年的眼球，部分综艺娱乐节目的主办方也是尽力去迎合他们的品味，追赶时尚潮流，所以“属丝”“逗比”“你妹”等网络低俗语言也频现于部分综艺娱乐节目的录制现场，甚至一些明星也会使用。公众人物的示范效应在“追星族”“粉丝族”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少数青少年为了树一立正面形象，会自觉抵制使用网络低俗语言，但当他们发现偶像明星也在使用网络低俗语言时，出于“不掉队”或  “不落伍”的想法，他们也会加人网络低俗语言的使用和传播队伍。因此，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作用影响着网络低俗语言的传播与流行，抵制网络低俗语言，新闻媒介责无旁贷。 

  (五)虚拟空间管控制度不健全  

 互联网不是个人的“自留地”，而是亿万网民的“公地”，承担着互通信息、迎上示下的桥梁作用，随着人们文化程度的逐年提高和与时俱进观念的不断增强，近年来，网民队伍的年龄结构和职业结构等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网民队伍的年轻化和职业的多元化变革着新媒体时代人际互动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且由于网民结构的参差不齐，客观上给网络环境的管理和网络正常秩序的控制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015年6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包括总则、网络安全战略、规划与促进、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法律责任和附则，其中总则第四条和第九条提出，“国家倡导诚实守信、健康文明的网络行为;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宣扬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视、传播淫秽色情信息、侮辱诽谤他人、扰乱社会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侵害他人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然而在具体的惩罚措施中却未见专门针对网络低俗语言的相应条款，加之部分网络运营商刻意钻法律的空子，游走于守法与违法的边缘，这都给网络监管增加了难度，因此虚拟空间管控制度的不健全给网络低俗语言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