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的郑樵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献学家，其广泛搜求图书、图谱、金石三大类文献并且对它们进行整理，编成著录古今存佚之《艺文略》、《图谱略》与《金石略》，又撰《校雌略》，首次对文献编目的理论、方法等问题进行探讨，最后完成了著名的通史著作—《通志》。该书对后世文献学学科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周国林先生在《张舜徽先生历史文献学成就述要》中指出:“对历史文献加以整理和研究，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门学问。而历史文献学作为一个学科纳人历史科学的体系之中，则不过数十年时间。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先生对这个学科的确立，起到过重要作用。”“他的文献学理论研究，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主旨，促成了历史文献学学科的确立。”但迄今为止，学界对郑樵“校雌学”的理解互有差异。故笔者拟对此作一分析，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校正。

文献学是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一门学科。“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雌学家。所以校雌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南宋郑樵广采图书、金石与图谱这三大类文献，将“会通”这一史学思想运用到文献的搜求、编目等实践中，编成了记载古今存佚的《艺文略》、《金石略》与《图谱略》，又撰《校雌略》探讨文献搜求、编目、分类等相关理论，最终完成了著名的通史巨著—《通志》。

南宋时期，无“文献学”这一学科名称，后世诸家的理解互有差异，学界对于郑樵的校雌学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关于郑樵之校雌学，一些学者称之为目录学，其所撰《校雌略》为目录学研究专著。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指出，郑樵“据《风俗通》引刘向《别录》，释校雌之义，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则校雌正是审订文字。渔仲、实斋著书论目录之学，而目为校雌，命名已误。;余嘉锡先生这里称校雌“正是审订文字”，乃狭义之校雌，即校勘，而郑樵所论的为目录之学，非校勘文字。王重民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认为，郑樵的《校雌略》是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专门著作。这一说法相当流行。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就有此称法。川来新夏先生于《古典目录学》中亦言:“宋代目录事业的更重大成就在于开始了对目录学的专门研究。而郑樵则是在这方面卓有成就的著名目录学者。《通志·校雌略》便是在这项研究中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的丰硕成果。”又进一步指出《艺文略》、《校雌略》、《图谱略》和《金石略》“就是郑樵研究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而《校雌略》影响最巨。上述诸家皆认为郑樵所进行的校雌活动属于目录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却忽略了郑樵将金石与图谱亦视作文献这个事实。值得肯定的是，学界对于郑樵之校雌学是包含目录学内容的，已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郑樵在校雌学发展到文献学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校雌的含义从‘校勘’扩大到‘文献学’，与南宋郑樵对校雌概念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认为，郑樵校雌学的特点在于“它具有‘求书’一‘校书’一‘分类编目’三个阶段，以及这三个阶段所反映出的前后相接的系统性和与辑佚、校勘、目录相关的联系性。郑樵校雌学的三个阶段所构成的系统表明，从求书，经校书，到分类编目，这一系列工作，都属于其校雌学的范畴。”从而进一步指出“郑樵打破校雌的狭义封域，把它推衍到包括求书、校书和分类编目在内的广义范畴，直至后世将之发展到与文献学同义的概念”，但是其于文下注释称“文献学的对象还包括古籍的标点、注释、翻译，而郑樵的校雌学则全未涉及。这段考证总体说来比较精辟，揭示了郑樵之校雌学不再限制于勘定文字异同、讹误的狭义之校勘，而是将其扩大到求书、校书、编目等诸领域，具有全局眼光和理论启发意义。但是，若因郑樵之校雌学未及标点、注释、翻译等项而不足以称为文献学，则任何学问皆成古今悬隔。

  笔者认为，郑樵之“校雌学”将图书、图谱、金石皆视为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并对文献进行了搜求、校勘、编目、考证以及编纂等五大整理程序;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研究目标。郑樵之校雌学即为现代学科体系中之历史文献学。